在我們警惕特朗普所代表的“自由法西斯主義”(歐洲哲學家齊澤克語,美國奧特本大學3月15日主題演講)的同時,應該反思1980年代開啟的貿易自由主義走到今天,為什么會導致特朗普為代表的“新民粹主義”在各國成為主導性潮流。請注意,是主導性,而非主流。這個區別很必要。因為,僅以美國新聞網絡為例,不論是自由派代表《紐約時報》,還是保守派著稱的??怂剐侣?,都對特朗普政府持懷疑和警惕,只是角度不同而已。這表示特朗普主義是主流思潮之外的一股潮流。
筆者認為,貿易自由主義盡管為全球帶來了50年的繁榮,極大提高人類社會的生產力和物質文化生活;但是在資本橫行的地球村,有另一半人的利益被刻意忽視和侵犯了。典型的代表就是美國鐵銹帶地區的產業工人,以及中國的農村戶籍人口。這些利益被侵犯和忽視的人群,正是今天我們看到的主導性力量。在美國,特朗普主義不過是這股力量在政治領域的部分體現。
我們看到特朗普關稅政策的噱頭:把制造業帶回美國,用制造業讓美國再次偉大。美國制造業的衰敗,并非政治因素推動,或者產業政策刻意安排,而是自由流動的資本的理性選擇。美國資本家投資亞洲國家,主要原因是低廉的勞動力和原材料,以及龐大的市場潛力;美國的人力資源成本由于先發優勢,反而沒有競爭力。是的,如果如特朗普所愿把制造業體系搬回美國,很多商品會漲價,而且不會漲20%這么簡單,可能是翻倍。
在上海虹橋機場,筆者坐在星巴克里喝著30元的咖啡,吃著29元的三明治早餐,看著熙熙攘攘各種膚色的乘客,不禁感嘆,全球化為“我們”熨平了地理上的阻礙,為“我們”在全球的自由活動提供便利:星巴克、肯德基、優衣庫、Ramada國際連鎖酒店……上海街頭能看到當季的意大利名牌服飾、簇新的法拉利跑車。但是,筆者知道,在中國看不見的角落里,還有6億人每月收入僅1000元(2020年中國已故總理李克強的答記者問),還有鄉村退休老人每月養老金還不夠買五杯星巴克咖啡。他們都是中國在過去40年的全球化過程中,被忽視和被侵害利益的人群,也是新民粹主義的土壤。當特朗普在美國“為美國產業工人代言”,帶著失意者的憤怒登上政治舞臺之時,中國的失意者只能隱藏在網絡一角,發泄和醞釀心中的無奈。“我們”是全球化的獲益者,他們是失意者。
福利制度在中美同被忽視
以中國和美國為軸心的生產、消費鏈條,為全球化提供源源不斷的資源和創造力,帶動整個世界經濟的發展。但是,與這個新世界的繁榮相比,福利制度在中國、美國同時被忽視。美國用于公共福利服務(如健康、養老、失業等)的開支占國內生產總值(GDP)不到23%,低于大部分發達國家水平;中國還有接近一半的人口月收入僅1000元、以及每月135元的養老金(2025年“兩會”后城鄉人口基礎養老金已經提高到170元)。
這些都不是偶然的,而是在全球化過程中,被當作經濟發展的“成本”或“利潤”而刻意忽視。在美國是因為資本家設計的精妙的商業體系,比如備受詬病的昂貴醫療保險行業,奧巴馬總統花費八年時間都無法完全解決;在中國則是有計劃、有目的地實施典型的“二元經濟”(諾貝爾獎得主威廉·阿瑟·劉易斯1954年發表的Dual sector model理論),政府為了推動工業發展而對農村人口進行制度性掠奪,如征收農村集體土地作為工業用地,只有1%甚至更少的土地成本被用來補償農民(2014年《第一財經日報》)。這與15到19世紀英國政府支持的搶奪佃戶土地的“圈地運動”如出一轍。
中美兩國政客都刻意忽視本國的福利制度。在美國,特朗普利用本國憤怒的失意者所孕育的烏合之眾的力量,達成攫取政治權力的目的。我們只要看看,在這輪中美貿易戰中,受損失最大的是哪些人群,就知道他的目標是誰。不論中美,貿易戰的受害者正是之前從全球化中獲益的人群。
利益分配是個艱難的博弈。不論多么聰明的政治制度或者貿易體系,總有受益者和受損者。2500多年前,孔子最富有的學生子貢問:“富而無驕”是否高明?孔子答:不如“富而好禮”。道德上,受益者有責任約束自己的驕傲自滿行為,不應忽視對失意者的關懷,擔負起社會進步的職責;制度上,受益者須要不斷考察和批判現行制度的設計是否合理,自己獲得的利益是否超出合理范圍,考察失意者的利益是否得到補償。
今天,美國的超級富豪如馬斯克,除了賺取更多利潤,似乎更關注削減政府職能。他的動機真是為了提升政府效率?還是另有所圖,借機拓展自己的商業帝國?或是為迎合美國失意者的無名怒火,博取喝彩而已?中國一些超級富豪也都已經離開大陸,移居海外;在本土已經賺取的以及正在賺取的利潤,鮮有回饋為他們的事業輸血的中國社會,更沒有推動中國社會制度進步的動力?,F行制度對這些超級富豪的壟斷行為,沒有任何有效的制約,因為他們的利益根系深入制度的內核,與現行制度深度捆綁?,F行制度就是這些超級富豪的保護殼。這是引發失意者無奈和憤怒的根源。
通過野心勃勃的特朗普,美國失意者的怒火得到一定程度的釋放。中國失意者還在隱藏的角落里掙扎。但是,現行制度的受益者,不能繼續忽視利益分配中的矛盾和弊端,而是應該推動合理的社會福利制度,“富而有禮”。這不僅僅是對他人利益的合理關懷,也是對自己利益的保護,更是道德上的責任。
當我們享受著全球化帶來的豐富物質文化生活時,我們無法回避今天的現實:中國40年來培育的生活方式正在受到挑戰,我們在為自己的冷漠和無知付出代價。合理的社會福利制度,不是可有可無。2025年中國“兩會”上,決定為城鄉居民(農村戶籍)每人每月增加20元養老金,這是個讓人啼笑皆非的微薄增量,即使加上這區區20元,城鄉居民養老金依然只有城鎮居民(城市戶籍)養老金的五分之一至十分之一。連起碼的公民權利(養老)都無法保障,還談什么“民族復興”?
從政府層面呼吁和要求全體國民“艱苦奮斗”,其實是明目張膽地推卸責任。艱苦奮斗的同時還想“促進內需”,更是自欺欺人。今日之中國,早已不是當年積貧積弱的落后國家。執政者頭腦要清醒,對自己的所處時代和職責范圍要有清楚的界定,執政思路不能停留在1949年的建國元年,或者1959年至1961年的“自然災害”時代,否則今天美國混亂的政經局面,就是明天中國的社會現實。政府有責任對改革開放后搜刮的巨額社會財富進行合理分配,安撫在工業化、城市化過程中的利益受損者。這是和諧社會的基礎,與不勞而獲是有本質區別的。
【文/司馬懿,作者原創投稿,授權紅歌會網發表?!?/str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