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之辛：兩種根本不同的“海歸”

　　自董明珠發表了她對“海歸”的看法之后，互聯網上就掀起了圍繞如何評價海歸人員的討論熱潮，甚至引發激烈的對立和爭論，這促使人們認真地看待海歸這一特殊人群。

　　在這場討論中，批評董明珠對海歸存在偏見的意見多以人所共知的大科學家錢學森為例，因為錢學森對于新中國的卓越貢獻早已銘刻在新中國的歷史上，眾望所歸地獲得了“中國航天事業50年最高榮譽獎”，成為中國人心目中的英雄。

　　可是，怎么能拿錢學森來做海歸人員的代表呢？如不少人所指出的，在現今的海歸人群中，出國并未學得多少真本事，只是鍍了一層洋學歷的金而回國的人，確實有那么些人。雖然不能一概而論，但拿錢學森做例子的確很不恰當。對于那些鍍金海歸，完全不值得加以特別的關注。

　　值得注意的是改革開放之初出國留學的一批海歸，他們在國外學有所成而小有名氣，回國后即被捧為學界大佬，戴上各式耀眼的桂冠，占據各種學術講臺，經常對國家大政方針發出鶴立雞群的驚人之語。由于正逢國家“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之際，這批留洋學者中以經濟學為專業者，回國后即聲名鵲起，成為中國學術論壇上指點江山的風云人物。許小年就是其中的代表。他1985年赴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就讀經濟學，獲博士學位，回國后，先在中外合資的中國國際金融公司任董事總經理，后在中外合辦的中歐國際工商學院任經濟學和金融學教授。

錢學森與許小年（資料圖）

　　之所以要注意這樣一批海歸，是因為他們以改革開放推動者的面目高調亮相，或著書立說，或高壇演講，竭力影響政府高層的決策，從而影響中國經濟發展的方向。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他們的聲音甚至超過了錢學森那一批50年代的海歸。以許小年為例，他就因獲得中國經濟學界最高獎——“孫冶方經濟科學獎”而名聲大噪。

　　這樣一些以經濟學家著稱的文科海歸，若要求他們做出理工科學者的科研成果可能不盡合理，但至少應該為政府出良策，提出有前瞻性的建議，做出有助于國家經濟良性發展的深度研究工作，起到智囊作用吧?？墒?，他們做了些什么呢？

　　根據AI搜索，許小年對國家近年來實行的發展綠色化、低碳化、高質量的新質生產力的方針持強烈懷疑，批判乃至否定的態度，集中反映于他對新能源產業的一系列評論。

　　他聲稱：中國發展光伏產業和新能源汽車是“盲目跟風”，"投機心理"，“機會主義”；政府補貼是在“揮霍錢財”，這些技術“毫無競爭力”，“根本沒前途”，他“非常不看好”。

　　他認定：中國投資新能源汽車，是"不切實際的空想"，是“瞎折騰”，不會有任何光明前景，投入再多資金也無法帶來實質性的技術突破。

　　他的所有這些言論，被事實狠狠打臉：中國光伏產業并未如他所預言的那般迅速 崩塌，反而像注入了強大的活力，迎來了井噴式的飛速發展。特別是新能源汽車，不僅在國內市場深深扎根，打下堅實基礎，而且憑借卓越的品質和領先的技術，在全球市場攻城略地，占據了越來越大的份額。曾經許小年不屑一顧的行業，如今已成為中國經濟閃耀的亮點。

　　促使這一切發生的，溯源起來，不是別人，不是哪一位經濟學家，而是作為物理學家的錢學森。

　　早在1992年，時年81歲的錢學森專門給副總理鄒家華寫了一封信，建議中國跳過燃油車，直接研發新能源車。

　　在那個時候，錢學森提出這個建議，絕對是具有高超的前瞻性。要知道，當時的中國，在一般老百姓眼里汽車還是個稀罕的東西，汽油車還遠遠談不上普及，跟發達國家相比有百年的差距?？墒?，錢學森已經預見到汽油車不可避免落幕的那一天。因為，他比任何人都強烈意識到，無論是煤炭，還是汽油，所有的石化燃料，都是不可再生資源。這些資源遲早有枯竭的那一天，而到那個時候，新能源必將成為所有行業的不二選擇。在這種超前的預見下，中國直接發展符合未來方向的新能源汽車，就是抓住市場先機，實現后來居上的重要決策。從更大的局面來看，低碳經濟的較量必將成為國際競爭中一個新的戰略高地。這一點，到了今天，完全被證實了。

　　錢學森提出這個建議是經過深思熟慮的，他考慮了發展新能源汽車需要攻克的技術關卡，專門評估了蓄電池技術。1993年，錢學森再次提出：“民用汽車一定要電氣化，用蓄電池。而在‘863’（指1986年3月制定的“國家高技術研究發展計劃”）中我們已突破氫化物，鎳電極電池，已在開發中。那為什么不立即下決心搞電動汽車，跳過汽油車這一階段？”“在此形勢下，我們絕不應再等待，要立即制訂蓄電池能源的汽車計劃，迎頭趕上，力爭后來居上。”

　　基于對世界能源問題的預判，錢學森很早就呼吁政府重視新能源的開發。早在1978年3月的科學會議上， 錢學森就提出“我們要搞風力發電。”1981年他又進一步提出全面配置新能源的具體考慮：“風力發電也有不穩定的缺點，單靠風力發電要配蓄電池，投資就大了。最好是全國建成電網，把風力發電、水力發電以及核電聯合起來，同全國電力建設結合起來。"

　　錢學森在上世紀改革開放之初就提出能源革命的建議，而到新世紀國家確定發展綠色經濟方針后許小年卻對此持續發出質疑之聲，兩者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不能不引發人們的思考：為什么都是從國外學成而歸的學者，對問題的判斷有如此天壤之別？

　　最明顯的一點是：錢學森當初出國留學，就是為了掌握最先進的科學技術，回來改變中國科技的落后狀態，以趕超世界先進水平為目標。而許小年呢，在國外學習經濟學后，就完全拜倒在哈耶克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腳下，成為市場原教旨主義的忠實信徒?；貒笏乃醒孕卸紘@一個目標，就是要把中國經濟納入到他所崇拜的西方經濟學的“圣經”之下——“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

　　錢學森認為，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需要“有組織的社會化研究”。在他看來，新中國所建立的全社會根本利益一致的社會主義制度，能夠實現在統一領導下，組織、動員、集中各方面的力量，全國一盤棋，大力協同作戰，充分發揮集體的力量和個人的才能，這就具備了趕超世界先進水平的特有的制度優勢。我國“兩彈一星”的成功和其它一系列科研突破，讓錢學森很有底氣地宣示：“我國科學技術趕超世界先進水平是歷史的必然。”

　　然而，在許小年看來，徹底的市場化是唯一出路。他反對政府干預，把政府對宏觀經濟的指導性規劃稱為“鬼畫”，甚至主張“幾十萬億的國有資產可以分給13億民眾”，把涉及國計民生的重要產業，包括石油、化工、礦藏等全都實行私有化。在這種全盤私有化、市場化的理論下，“創新”，“趕超”，全都談不上了，因為資本的本質與唯一目的就是逐利， 私有化的體系決不會顧及國家和全民族的根本利益與長遠利益。許小年說：“需要根據行業和企業的具體情況，采用效益最大化的技術，而不是最先進的技術”，“這個投資合算不合算，企業要做計算”，“如果我自動化和信息化已經夠用了，我為什么一定要追求智能化呢？”“如果小數據中數據已經夠用了，為什么要用大數據呢？”“沒有必要。”

　　基于這種邏輯，許小年對“趕超世界先進水平”的口號竭盡冷嘲熱諷之能事。他把人們用來比喻抓住機遇后來居上的“彎道超車”譏笑成彎道翻車，對一切不甘落后的創新努力都斥之為“嚴重的投機取巧的心理”，一句“你想什么呢？”足足透現出他眼鏡背后的鄙夷的眼神。

　　許小年個性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眾人皆醉我獨醒”的極度自負。他嘲諷馬克思《資本論》的勞動價值論，聲稱“剩余價值理論已過時”；談起國內的經濟學家，他一句“乏善可陳”就橫掃一切，似乎唯獨他取得了西方經濟學理論的“真經”。他無視哈耶克的經濟學理論在世界范圍內的種種失敗，尤其是蘇聯解體實行徹底私有化后所造成的“休克”性災難，也無視許多國際經濟學學者對哈耶克經濟學理論的批評，更無視中國經濟發展的實踐經驗，也不顧他自己的許多預測頻遭打臉的事實，只是一味地堅守他奉為“圣經”的市場原教旨主義；并且，在自己知道“談不上科學研究”，“也沒有數據上支持”的情況下，對國家經濟發展方針指手畫腳，妄加評論，還滿是一副憂國憂民的神情，似乎不照他開出的藥方去做，中國經濟就會大難臨頭。

　　許小年的這種表現足以驗證毛澤東的一個重要論斷——無產階級要用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資產階級也要用自己的世界觀來改造世界。這是一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規律，許小年的表現正是這種規律人格化的體現。他不僅自己竭盡全力用哈耶克理論改造中國，而且以他的教授身份在青年人中播下更多哈耶克的種子，期待以此塑造明天的中國。

　　這種對立集中表現在對待毛澤東和毛澤東時代的評價上。

　　許小年全面否定毛澤東時代的經濟發展成果，不僅把計劃經濟貶得一無是處，而且集中攻擊“大躍進”，一再聲稱“對所有‘大躍進’的反思都不能中止，更不能從歷史書中抹掉。”他不是有分析地批評大躍進中出現的浮夸風等錯誤，而是把攻擊的矛頭直指大躍進的核心思想——跨越式發展。他說他“最反感的一句話就是跨越式發展”。

　　毛澤東曾經在總結大躍進的經驗教訓時，毫不動搖地捍衛“跨越式發展”的思想。他是這樣回擊反對派的：“我們不能走世界各國技術發展的老路，跟在別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們必須打破常規，盡量采用先進技術，在一個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的現代化的強國。我們所說的大躍進，就是這個意思。”

　　與許小年相反，錢學森堅決捍衛毛澤東的這個思想。

　　1984年部隊搞軍轉民改制，有人把毛澤東時代的國防科研工作，包括原子彈，氫彈，人造衛星等項目，都說成是“極左路線的表現”，聲稱“要消滅這條‘左’的路線，國防項目必須下馬”。錢學森挺身而出，義正詞嚴地批駁這種觀點：“沒有在那個時候五十年代就開始抓兩彈一星的工作，我們中國就不可能有今天的這個國際地位，而且也恐怕不能取得我們現在來建設社會主義這么一個比較穩定的環境。”

　　1994年，錢學森寫信給國防科工委，發出震撼人心的錢學森之問：“毛主席要我們創新，我們做到了嗎？”他在信中列舉了在毛澤東時代所獲得的一系列領先世界先進水平的突破性科研成果之后，尖銳地批評科技界風行一時的崇美心態——“我認為我們太迷信洋人了！”

　　錢學森把新中國的科研成就歸因于毛主席的正確領導和制度優勢。已到耄耋之年的錢學森深情懷念毛澤東時代科研人員團結奮斗的經歷。他發自內心地說：“不要以為我們這些人有什么本事，不是的，就是這個制度好，發揮了科技人員的集體的作用。”他不無憂慮地說：“丟掉了毛澤東思想和公有制，中國就完蛋啦。”

　　回到海歸的問題，事情就很清楚了。不是有沒有出國留學經歷的問題，而是要問在國外學了些什么，回國后又為中國人民做了些什么。

　　錢學森與許小年，可以作為兩類根本不同的海歸的典型。

　　作為哈耶克理論的忠實信徒，竭力以此來改造中國的許小年一類的人，稱他們為資本主義的踐行者和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應該是名實相符的。

　　錢學森呢？1991年10月，國家授予錢學森“國家杰出貢獻科學家”榮譽稱號和“一級英雄模范”獎章。錢學森應邀講話，話卻講得讓人意外——他說他并不為此很激動。真正讓他激動的是中央組織部把雷鋒、焦裕祿、王進喜、史來賀和他五個人作為解放以來在群眾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產黨員的優秀代表。他深情地說：“我激動的是，我現在終于是勞動人民的一份子了，而且與勞動人民中最先進的分子連在一起了。”

　　這，已經有毛主席給他做了結論：錢學森“把他的知識，無償地獻給國家和人民，是無產階級知識分子的代表。”

　 附兩封信

　　錢學森1992年給時任副總理鄒家華的信：

　　錢學森1995年給國防科工委領導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