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 語
近日,一部諜戰劇《追風者》帶火了江西這個革命圣地,也讓年輕一代對紅軍的那段歷史產生了興趣,有網友表示“這一刻,歷史課本上的知識被具象化了”。
今年恰逢紅軍長征出發90周年,食物君再次推送曹征路老師撰寫的《重訪革命史,解讀現代性》系列文章,帶大家回顧長征前后的那段可能被歪曲、被遮蔽的歷史。
曹征路(1949年9月30日-2021年12月28日),一級作家。在新世紀的文壇上,曹征路老師是一個異類,當大多數作家還沉湎于關注自我的時候,他在關注時代碾壓下的“底層“;當”底層文學“終于喚起社會的悲憫,他卻已在思考工人階級的抗爭;《那兒》《霓虹》《問蒼?!方M成了當代工人的三部曲,《問蒼?!犯蛔u為用文學的方式闡述《資本論》。
這一腳高一腳低的褲腳日后就成為紅頭軍的特有軍容,而興中會“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合眾國”的口號也正式成為他們的行動綱領。
武昌起義后,不僅很多一般的革命黨人,以為只要清帝退位,共和政府成立,漢人做了大總統,就算是革命成功了,就連孫中山、黃興這樣的革命領袖也是這樣認為的。
正是在陳獨秀及《新青年》的影響下,一代無產階級知識分子迅速成長,為中共的成立在思想上和干部上作了準備。
1927年恰恰是從舊民主主義到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歷史轉折點,無論是國民黨內部還是共產黨內部的爭論,都和今日的左右之爭頗為相似。
革命向哪里去?革命依靠誰?革命為了誰?現代性追問再次突顯。
毛主席改變中國軍隊的現代性方案:三灣改編——重訪革命史(五)
在寧岡礱市,毛澤東召開大會,公開了陳浩等人的叛變投敵罪行,部隊群情激憤,當即就把這三個人槍決了。這也反過來證明,起義部隊的絕大多數戰士是擁護這次改編的。他們對國民革命的理解是從切身體會開始的,因為他們本身就是人民的一員。任何權威都來自對人民的忠誠,沒有人民的支持,共產黨也就不可能取得成功。
自辛亥革命以來,革命依靠的力量究竟是誰,這始終是個問題。孫中山依靠軍閥依靠會黨失敗了,提出聯俄聯共輔助工農,有點目光向下的意思。共產黨建軍初期遇到的也同樣是這個問題,把工農當成被輔助者被啟蒙者被解放者?還是把工農當做革命的主體?換句話說,是走精英路線?還是走群眾路線?毛澤東顯然選擇了后者。
學習和總結,變成了井岡山斗爭的第一要務。思想斗爭需要學習,武裝斗爭也需要學習。三灣改編后,毛澤東依然是個書生,只不過是以黨的前委書記身份在帶領這支部隊。他的非凡之處就是善于學習,善于總結。向書本學,向內行學,向失敗和挫折學習。直到晚年他還在說,“我是靠總結經驗吃飯的”。
黨員的社會出身不是決定一切的,只有黨的指導思想和奮斗綱領才能決定黨的性質。
這是一群忠誠的共產黨人,在建軍的初期,在險惡的戰爭條件下,黨對軍隊的領導究竟應該怎么做,有不盡一致的地方不足為怪。但他們都不是為私利,也不是為了當“家長”,更談不上朱、毛已分成“兩派”,因為流血犧牲隨時隨地都有可能發生。
“朱毛之爭”在本質上是“立三路線”軍隊中的反映,是馬列主義中國化過程中的思想碰撞。
黨對軍隊的領導僅僅有組織制度還不夠,還必須要有全黨同志在指導思想上的高度自覺性,才能實現“紅軍以幫助工人、農民及一切被壓迫階級得到解放為宗旨。”
中國革命不斷地眼睛向下,身段放低,與傳統的精英管理模式決裂,真心實意地從工農大眾中吸取力量,提升底層群眾的自愿自覺意識。
這個過程其實是人的覺醒,更是階級的覺醒,具有充分的現代性價值。
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實際上就是把武裝斗爭、土地革命、根據地建設三者結合起來的思想。沒有武裝斗爭的勝利,就不能進行有效的土地革命,就不能進一步鞏固發展根據地。反過來沒有土地革命,便不能充分發動群眾發展經濟,也不能有效地支持武裝斗爭。
衡量一個政府和它的制度是否具有現代性,人民群眾參與的自覺性主動性如何,制度的可依賴程度如何,是一個重要指標。人類自從走出樹林組成社會以來幾千年,只有少數幾個歷史瞬間,普通勞動者才能挺直腰透口氣,真正有了尊嚴。而這些為數不多的歷史瞬間,大都發生在歷史的轉折時期,在統治者的鐵幕被掀開的那一角,是人民大眾開心之時。
他們為什么把井岡山艱苦的日子過得有滋有味?——重訪革命史(十四)
井岡山的經濟斗爭井岡山艱苦嗎?確實艱苦。斗爭殘酷嗎?很殘酷??伤麄優槭裁催€能這樣創意無限,把日子過得有滋有味?
井岡山的財政和分配制度憑什么能凝聚人心——重訪革命史(十五)
毛澤東說:紅軍的物質生活如此菲薄,戰斗如此頻繁,仍能維持不散,除黨的作用外,就是靠實行軍隊內的民主主義。官長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開會說話的自由,廢除繁瑣的禮節,經濟公開。所以,民主和自由不是空洞的口號,它是體現在平等待人的實實在在的日常生活中的。說話管用,他才會去說。參加管理,他才會有當家作主的責任感。
當社會階級矛盾沒有激化時,革命是召喚不來的。革命是社會運動的一種形式,是社會進步的一種必要方式,想當然說誰要革命就革命了,誰不想要革命就不會發生革命了。詛咒革命討厭暴力革命,只能反映談話者對革命的無知無奈,對舊時代的秋蟲悲鳴而已。
當土地革命已經形成歷史潮流,當歷史潮流已經形成歷史慣性時候,軍事上一戰一役一城一地的勝敗得失并非那么緊要。最緊要的是擴大根據地,掌握根據地的實際領導權,這是1929年1月紅四軍主力離開井岡山后反思的成果。
在毛澤東的心目中,土地革命是第一位重要的原則,只有土地平均分配了農民的積極性才能調動起來,蘇維埃政權才能鞏固,也才能支持工農武裝割據。
李文林與毛澤東分別代表著兩種不同的思想路線,而不能僅僅看成個人意識品質的爭斗,或者僅僅看作“肅反擴大化錯誤”。這種思想路線的分歧貫穿于中國革命的全過程,不僅國民黨內存在,共產黨內也同樣存在。這就是當掌握了一定權力以后的公共性追問:為公還是為私?為多數人還是為少數人?服務對象是窮人還是富人?
三次反圍剿雖勝,“山溝里的馬克思主義”卻處于下風時期——重訪革命史(二十)
三次反圍剿的勝利奠定了中央蘇區的根基,建立與南京政權對峙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已經迫在眉睫。共產國際對于一再拖延非常不滿,電報催促多次。遠在上海的以博古為首的中央也討論過多次,在哪里定都,誰出任主席等等。唯獨對最該總結的三次反圍剿的經驗教訓不夠關注。
“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體現的不僅僅是一種學風,更是一種世界觀,即人民群眾在他心目中的地位。
革命確實需要錢,沒有錢就不能有效地支持革命戰爭。然而革命的內在邏輯卻不是因為錢,而是因為人民群眾意識到革命就是為了自身的翻身解放、當家作主人,他們才會積極主動的參與,這個革命對他們才有意義。
在毛澤東的心目中,革命隊伍不分裂始終是個大局,個人無論遇到什么挫折和遭受何種不公平指責,并不重要。
讓手握權力的干部時時處處感到如芒在背,恰恰是民主制度設計的“初心”。干部不能小心謹慎,群眾就會提心吊膽。
毛澤東對經濟工作的方針是:人民的要求,就是我們經濟工作的目標。經濟問題的核心就是:關心群眾的痛癢,真心實意地為群眾謀利益,解決群眾的生產和生活問題,鹽的問題,米的問題,房子的問題,衣的問題,生小孩的問題,解決群眾的一切問題。
在“八七會議”以后,簡單的復仇冒險思想在黨內就很有市場,他們往往錯誤估計形勢,以為振臂一呼就能得到社會響應,一再要求紅軍攻打大城市、“一省數省首先勝利”,這是黨內相當普遍存在的思想土壤。
這些想法也不是沒有根據,俄國革命成功就是榜樣,以蘇聯為師是中共的普遍共識。共產國際對中共的控制僅僅是個外因,真正的內因在中共內部。
毛澤東說,第五次反圍剿的“領導者們畏敵如虎,處處設防,節節抵御,不敢舉行本來有利的向敵人后方打去的進攻,也不敢大膽放手誘敵深入,聚而殲之,結果喪失了整個根據地,使紅軍進行了二萬五千里的長征。”
“不愿意喪失一部分土地,結果喪失了全部土地”,“最后不得不退出江西根據地。”“反對所謂游擊主義······的同志們要裝作一個大國家的統治者來辦事,結果得到了個異乎尋常的大流動——二萬五千里的長征。”
一個重要的認識,往往需要經過由物質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質,即由實踐到認識,由認識到實踐這樣多次的反復,才能夠完成。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就是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
經過古田會議,兩支部隊的政治素質已完全不同。在一方面軍,“軍隊是執行黨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觀念已經深入人心。而在四方面軍,缺少這一課,部隊農民習氣明顯。更重要的是,張國燾已經退化成張獻忠一類人物了。
要了解西路軍,首先要了解四方面軍的歷史。這支由鄂豫皖根據地帶出來的紅軍部隊經過張國燾的改造,與一方面軍的政治素質有著明顯差異。
“七七事變”發生后,抗戰形勢發生重大變化。合作抗日的民族大義再次戰勝了兩黨政治的現實考量,并成為雙方互相讓步取得成果的根本原因。
毛澤東與蔣介石,誰站在時代前列不是一目了然嗎——重訪革命史(三十二)
鐵的事實已經證明,只有毛澤東同志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發展了和具體化了的辯證法唯物論,才是能夠把中國之命運引到光明前途去的科學的哲學,才是人民的革命哲學。
毛澤東指出王明問題的癥結所在:“他對自己的事想得太少了,對別人的事卻操心太多了。”
毛澤東說的“自己的事”,就是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中國的黨不把中國人民的利益放在頭等重要位置,不根據中國的實際思考抗日斗爭大局,卻去操心“國際”的事,在蘇聯重視自身利益的背景下,其結果必然是放棄黨對統一戰線的領導權,走上右傾投降道路。
《論持久戰》的寫作高度為何無人能及?——重訪革命史(三十四)
1938年春天,毛澤東為了在中共高層統一認識,完成了《論持久戰》的寫作。這本書回答了困擾著人們思想的種種最迫切的問題,不僅在國民黨上層得到了積極響應,還在國際上得到了高度評價。從中外軍事科學理論的角度來看,《論持久戰》也提供了很多高屋建瓴的思想,其影響一直持續到今天。
任何政黨任何政府,在掌握公權力以后都必須面對人民群眾,工作矛盾都不可避免,怎樣防止權力不被濫用,關鍵在于如何對待人民群眾。是相信人民依靠人民還是防范人民,甚至以人民為敵,是衡量真主義假主義的辨別標準,沒有第二個標準。
毛主席帶頭種菜,缺衣少糧的八路軍如何自力更生?——重訪革命史(三十六)
國民黨的封鎖對陜甘寧邊區的經濟造成了巨大困難,毛主席發出“自力更生,自己動手”的號召,提出一面備戰,一面生產。共產黨在延安城開辦騾馬店搞運輸,發展合作社、舉辦展覽會、開展生產競賽,當時主要領導人都參與了生產運動,邊區實現了物資上的豐富。
大生產運動也改變了邊區軍民的精神面貌,改善了人與人之間的同志關系。隨著生產運動進入高潮,歷經磨難的共產黨走向成熟。毛澤東思想到了此時也獲得了鳳凰涅槃似的升華,這就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項英作為工人運動的領袖,長期擔任中共的高層領導,對紅軍長征后堅持南方游擊戰爭以及組建新四軍做出過巨大貢獻。在抗日戰爭時期,面對國民黨日益明顯的反共,溶共,滅共意圖,何以屢次與黨中央對時局的判斷相左,而逐漸走向毀滅的命運?
在本文,曹老師提供了極具說服力的史實材料,和毛澤東和蔣介石的書面材料記錄。通過對歷史人物作為個體的行動描述,來重現皖南事變的歷史細節,真相。解釋項英的悲劇發生的深層原因。
整風運動,本質上是一場中國共產黨的獨立運動,反對照搬照抄共產國際指示的教條主義只是文字表達,實際是中國共產黨向共產國際主張權利。
在當時的中國,還沒有一個政治組織的領導人向群眾低頭認錯,毛澤東一而再、再而三地公開道歉,消解了挨整干部的情緒,也推動了甄別的進行。這就是延安整風的現代性,它標志著共產黨已經成為當時中國最先進的政黨,不懼怕真理更不害怕真相。
在文藝界,圍繞著延安整風運動的爭議一直不斷,本篇以丁玲、王實味為切入點,通過對史料的梳理和分析,呈現了延安文藝座談會前后的一些基本事實。通過這篇文章,我們可以了解到文藝界整風展開的背景和目的,了解到中國知識分子與中國革命之間的關系。丁玲與王實味并沒有與馬列主義社會主義產生矛盾,他們反而是那個時代徹底的理想主義者,但是在當時解決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兩難,凝聚起力量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任務是第一位的。
共產國際的解散,對國共兩黨意味著什么——重訪革命史(四十一)
1943年5月,共產國際解散。這對于蔣介石來說是天大的喜訊,但是它對中共來說已經沒有什么影響了,因為彼時的中共已經擺脫了對共產國際的依賴,在軍事上和思想上,都成為了一個獨立成熟的現代性大黨。
作為全球性的政治組織,共產國際對世界政治格局的影響有多大,它的結束對中國國內的革命形勢的影響有多大,是個值得探討的問題。
實現黨內團結是迎接全國勝利的重要條件——重訪革命史(四十二)
“中國一切政黨的政策及其實踐在中國人民中所表現的作用的好壞、大小,歸根到底,看它對于中國人民的生產力的發展是否有幫助及其幫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縛生產力的,還是解放生產力的。”這表明黨已經明確地把生產力要素與現代政黨在歷史發展進程中所起作用的大小好壞聯系起來,并把是否有利于生產力的解放視為價值判斷的標準。
解決封建土地所有制問題在革命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如果不了解這個國情,不去解決農民土地問題,就不能得到廣大農民的擁護與支持,就不能順利地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務。反之,誰的主張符合這個國情,誰能解決這個根本問題,誰就能得到廣大農民的擁護與支持,取得革命的勝利。
訴苦大會普遍開展后,大會小會又緊密結合,一個人的痛苦,就變為大家的痛苦,大家的痛苦也就是每個人的痛苦。很自然地提高了階級覺悟,凝結為階級仇恨。大家認識到,只有打倒國民黨政府,消滅其軍隊,建立人民政府,分田地,組織合作社,才能解放自己,消滅剝削階級。
毛澤東、蔣介石對《甲申三百年祭》的不同態度——重訪革命史(四十五)
《甲申三百年祭》揭示了中國歷史上的農民起義最終失敗的一個規律,就是一旦勝利,領導層上下皆逐利、皆腐化。
毛澤東表示:“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律。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人民觀念在他那里是這樣自然而然,因為他始終都把自己當成人民的一分子。
曹征路老師用一部《重訪革命史》,用整體的、人民的、發展的眼光,做出了回應:所謂現代性絕非簡單的經濟理性和工具理性,它始終是人民最質樸最前沿的歷史要求,在毛澤東思想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把握了這一規律,從而獲得了工農的擁護,將人民群眾牢牢地團結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