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午：15年前尹帥軍怒懟許小年，誰是對的呢？

　　最近幾天，尹帥軍當年怒懟許小年的視頻片段被一些網友重新發到B站、微博等社交媒體平臺。

　　2010年，許小年拋出了聳人聽聞的“國有資產分光論”。尹帥軍直言許小年的主張不過就是從上世紀70年代美帝國主義搞出的新自由主義那一套，他還舉到了拉美搞新自由主義的例子。皮諾切特在智利發動政變后搞新自由主義，最后受益的是跨國壟斷資本集團。

　　尹帥軍認為，按照許小年的主張，中移動、中石油等大型國企推出后，私營企業根本沒有實力接盤，最后只有外資企業來接；新自由主義的邏輯不是國進民退與國退民進，只是為了給外資讓路。

　　許小年當然沒有直接承認他的主張就是新自由主義，不過他也說，如果按照尹帥軍對新自由主義的定義標準（政府全面取消市場監管，將國企交給私人），他的主張就是新自由主義。

　　但許小年辯駁稱“你所說的拉丁美洲的情況與事實不符”，許小年將尹帥軍的陳述定性為“帝國主義陰謀論”；許小年稱，“即使你說的拉丁美洲的情況是真實的，也不是中國今天的情況”。

　　許小年主張，“如果你不允許民營企業進入到行政壟斷行業，它永遠不可能有能力去接盤”，“你要讓民營企業接盤，你必須要給它一個生存發展的機會”，這個機會就來自于“政府解除對諸多部門的行政管制”……

　　這場辯論發生于15年前，時過境遷，現在回過頭來看究竟誰才是正確的呢？對于第三世界國家而言，新自由主義是“帝國主義陰謀論”還是“帝國主義陰謀”？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滯漲危機席卷發達資本主義世界，凱恩斯主義遭遇嚴重危機，在以弗里德曼為代表的芝加哥學派和以哈耶克為代表的奧地利學派的聯手推動下，新自由主義以救市主的面貌出現，迅速從英美席卷全世界。

　　無論新自由主義的學說如何動聽，實踐的結果的確慘不忍睹。

　　當年，新自由主義通過“華盛頓共識”和國際金融機構的結構性調整計劃，強制拉美國家推行私有化、貿易自由化和財政緊縮。新自由主義在拉美國家內部導致財富向少數精英集中，公共服務私有化使普通民眾負擔急劇加重，許多拉美國家因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貸款被迫開放市場、債臺高筑；面對外部的國際壟斷資本集團，原本以國有形式存在的民族支柱產業被分化為一盤散沙的個體，被國際壟斷資本各個擊破、分而食之。一個個本來處于世界經濟中等以上水平的拉美國家，變成貧窮國家，至今未能走出經濟發展落后的低潮。

　　蘇聯解體后的俄羅斯步了拉美的后塵，蘇維埃時期積累起來的巨額國有資產按照類似許小年的主張名義上分給了民眾，實際上被內部從官員搖身一變的寡頭以及外部的國際壟斷資本聯手瓜分；普通民眾儲蓄被清零，社會不平等激烈加劇，1990年代通貨膨脹率一度達2500%；社會福利體系瓦解，人均預期壽命下降，酗酒和貧困問題蔓延，人口在1992-2008年間減少約700萬。

　　新自由主義同樣波及亞洲和非洲。東南亞國家資本市場的全面開放，導致投機性外資涌入后迅速撤離，引發了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國家財富被洗劫一空，印尼、菲律賓等國的私有化改革削弱了勞工權益，貧困率持續上升；國際金融機構的“經濟結構調整計劃”要求非洲國家削減公共支出、開放市場，導致去工業化加劇，制造業占比下降，經濟轉向原材料出口，陷入“資源詛咒”……

　　所以，從發展中國家實施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實踐結果來看，帝國主義的國家壟斷資本集團的確成了獲益者，這就不是許小年扣一個“陰謀論”的帽子就能給新自由主義洗地的。

　　當然，把新自由主義全部說成“帝國主義陰謀”同樣是有失公允的。但凡實施了新自由主義的國家，內部占據了統治地位的資本集團同樣是獲益者，唯一受傷害的只有廣大的無產階級。

　　所以，新自由主義與其說是帝國主義經濟殖民發展中國家的手段，不如說是各個后發國家的官僚資本、民族資本聯手國際壟斷資產階級向后發國家的無產階級的反攻倒算——二戰后的全球民族解放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高潮，讓后發國家的無產階級一度取得了相當多的權力，官僚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對比無產階級顯得相對“羸弱”，國際壟斷資產階級成了它們反撲的助力。

　　從這個角度觀察，很多歷史問題的變遷也就不難解釋了……

　　【文/子午，紅歌會網專欄作者。本文原載于“子夜吶喊”公眾號，授權紅歌會網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