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給側改革，已經試用過幾年，效果不明顯，因它不能獨立于需求側。
消費刺激政策陸續出臺，但反應非常遲鈍，群眾正在切身感受并爭論著的全局性問題變得越來越厚重，如果不及時解決這些內置式矛盾，跑得越快，風險也越大。
當前，中國的所有矛盾，歸根結底是非平衡量累積畸形的矛盾。
解決中國各類矛盾的理論應該轉換到依賴“動態平衡量設計理論”
自從2018年我首次提出這一理論以來，已多次通過相關渠道向有關部門提出建議，希望他們能用更符合自然要求的相對平衡觀解決現實的社會問題。
“兩會”臨近，我想再次呼吁有獻言獻策機會的精英階層能考慮到平衡量的重新設計。
什么是動態平衡量設計理論？
1.必須承認當前的國情已表現為嚴重失衡并繼續在擴大非平衡面積。各行業間，各行業內部，地區間，地區內部，人與人之間，要素失衡均在呈擴大化趨勢，刺激政策的敏感點呈“兩端效應”，消費能力早就飽和的一端，刺激反應弱，不刺激也能正常消費，消費能力弱的一端，未能刺激出消費欲望，仍然保持消費麻木。
2.平衡量設計理論不是平均量設計理論。相對平衡不只是社會主義國家的要求，資本主義國家早就考慮到并已經做到相對平衡量的設計，部分資本主義國家更有社會主義特征，原因就在于它的相對平衡設計較為成功。平衡是動態的，是相對的，是積極的；平均是靜態的，絕對的，是消極的。平均主義不利于生產力發展，相對平衡更有利于激發全要素潛力。
3.平衡量設計必須是動態的而不是死板的。各行業、各地區、各類人群發展的同步性并非表現一致，隨著時間的推移，原來的相對平衡很可能又變得極不平衡，所以需要動態監測不平衡度，按周期進行指數的動態調整。
4.動態平衡量設計主體必須帶有全民性。它應該在公私經濟實體之間表現為政策的公平性和一致性，人民群眾的獲得感來源于所有實體的價值輸出，輸出量又取決于輸入量，這兩端的平衡量設計也十分關鍵。
對中國而言，哪些主要平衡量有重新設計的緊迫要求？
地區平衡量設計；產業平衡量設計；；公私平衡量設計；教育平衡量設計；醫療平衡量設計；收入平衡量設計；資產平衡量設計；權利平衡量設計；人口平衡量設計；養老平衡量設計。
（鑒于諸多原因，詳細內容省略）
上面所列的十條平衡量設計是部分宏觀上的設計，具體到每一項事業，還有非常多的細化動態平衡量設計，只要涉及到人的事業，它就包含相對平衡，它就需要保持動態。相對平衡，能讓社會保持和諧，不致于將人性自私的一面極端化。動態變化，可激發人的追求與創造力，不致形成抑勤養懶的消極局面。
動態平衡量宏觀政策設計的最重要指標是“非平衡因子”的設定，凡可以用數據表征的指標，不管它是宏觀還是微觀，都可以設定科學的非平衡因子，用這個因子來動態校核“平均主義”和“極端分化”兩種趨勢，最終促成各因類要素間的動態相對平衡。
如果允許對未來中國道路發表自己的看法，這就是本人對新時代發展道路的一種聲音，或者說對未來實現共同富裕的一種粗略設想，更具體的微觀政策設計并不在考慮之中。
“非平衡量設計理論”是過去幾十年所有先富宏觀設計的支配性理論依據。
“動態平衡量設計”應成為未來相當長時期內所有宏觀設計的支配性宏觀依據。
相對平衡，既是自然規律，也是社會規律。
附言：
1.特朗普和澤連斯基在白宮談得不順利，協議并未輕易達成。評：我在前不久的兩篇文章中早已經對特朗普的執政做了評價，一切事情都不可能那么容易，只是主動權還在美國手上。
我對澤連斯基這個人不感冒，但對他敢跟特朗普本人和特朗普班子吵架表示認可，道理對錯先擱一邊，他有那個膽子就不錯了，這比大多政客要強。
然而，無論他多大膽，都必須面對一個現實：烏克蘭和演員已經是歐美之間的玩物和把手，還得繼續被玩下去。
我曾經寫過十篇《透明外交》連載，無數事實表明，這個世界不需要再裝神弄鬼，普通人對世界的認知力會與日俱增。
2.河南駐馬店的強奸未遂且害人死亡案改判了，改為死刑立即執行，只等最高院復核。評：雖然我之前的文章被刪了，但結果達到了我的預期，感謝各類媒體和自媒體的跟蹤，希望民間正義與法律正義能更多地達到共振，希望不要再出現反復。
3.到目前為止，“特朗普稅”已經正式落實的只有對中國征稅，加拿大和墨西哥等經濟還在周旋中，并且美國還在威脅繼續對中國再加征稅。評：我在《哪些國家得交“特朗普稅”》一文中講得很清楚，局勢就是這么走，稅，大家都得給，至于怎么給，給多少，美國的手法會多樣化。
4.有朋友問中美兩國股市的后期跌幅誰更大？回復：這樣比較不科學，美國已經連漲了十六年，它的下跌叫調整，幅度即使達到一半也正常。我們這邊就不同，十年前的超級股災至今都未重新走入上升通道，它下調的傷害性更大。美國如果繼續堅持貿易戰，傷害性會更進一步擴大。
寫于2025年3月1日星期六
【文/孫錫良，紅歌會網專欄學者，獨立時評人。本文原載孫錫良新公眾號“孫錫良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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