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暉：怎樣探索一個“后疫情”的世界

　　編者按

　　保馬今日推送汪暉老師在《亞洲周刊》于2021年12月31日舉辦的“跨年夜全球趨勢高峰論壇暨思想派對”的發言稿。

　　汪暉老師認為，在近幾年新冠疫情引發了一連串的危機，這些危機凸顯了一個矛盾，即舊的語言和新的條件之間的矛盾。當代世界的狀況是雙重政治制度的危機，我們今天所面對的是民主制度內部的危機，汪暉老師將其稱為“代表性的斷裂”，也就是政治體制的基本形式與社會形式的脫節。這些新的矛盾、新的危機不能使用舊的、民主非民主的語言來思考，新的思考應當綜合歷史上各種各樣的遺產并加以總結。新冠疫情不是我們當下國際國內社會各種矛盾的根本原因，疫情只是起到了催化劑的作用。矛盾的產生不是一天形成的，即使疫情得到了緩解，我們也無法回到過去所謂的正常狀態。新的矛盾與問題也產生了新的條件，這需要中國、需要全世界共同的關注與探索。

　　本文出自《亞洲周刊》，轉載自公眾號“三聯學術通訊”，感謝汪暉老師對保馬的大力支持。

　　即便疫情緩解，

　　也無法回到過去所謂的正常狀態

　　文 | 汪暉

　　各位朋友，新年好！

　　感謝《亞洲周刊》組織這個活動，邀請我來參加這個盛典。我也期待聽取其他朋友的想法，共同思考我們的過去、現在和未來。去年在中國北京有一場藝術展覽，叫作“2020+”。這意思是說，2020以后的發展有一些和過去完全不同的條件。當時有人問我，今年的疫情有什么獨特性，我想有這樣三個方面的特點：

“2020+”藝術展覽海報

　　第一個是它的規模和速度。它從一個地方開始，迅速地蔓延到各個地方，全球卷入，時間的長度和蔓延的廣度是前所未見的。如果沒有全球化的條件，疫情也不會以這樣的速度和規模發生，因此對疫情的討論不可能不同時對全球化進程所內含的矛盾進行思考，這是第一個特點。其次，這次疫情的危機不是一個單一的危機，不是一個簡單的公共衛生危機，它同時是一系列危機的連鎖。疫情觸發了或者加速了已有的其他危機，又引發新的危機，所以它是一個公共衛生危機，同時也是地緣政治的危機，是社會關系的危機，它也已經引發了大規模的經濟和社會的危機。各種各樣的社會危機同時卷入，在疫情中相互糾纏。第三，我覺得這些連鎖危機凸顯了一個矛盾，就是舊的語言和新的條件之間的矛盾。這是我接下來要著重討論的一個問題。

　　以今天的疫情來說，病毒的傳播方式導致了防疫過程中的社交距離，但是維持這種社交距離，要實行隔離，又要大規模地依靠集體的認同。我們需要一個社區，一個單位、一個組織、一個國家來進行保護。也就是說疫情重新定義了社區、社群。但表述這些關系的語言，基本還是處在舊的模式當中。事實上，這不僅是舊的語言，也是在舊的關系之中的舊語言。再比如危機是全球性的，但保護主要是發生在民族國家的框架下。我們明明知道不可能單一國家獨善其身，但事實上在全球范圍內來講，疫情的防護依舊是以國家為中心的。如何用新的語言去描述危機，這里面有一個想象力的問題。最近，有許多朋友提出了“疫苗國際主義”，重新思考國際主義問題是必要的。現階段中國大規模地輸出、捐贈疫苗，超過了所有其他國家的總和。在錯綜糾葛的危機當中，這樣的“疫苗國際主義”又迅速地被另外一些力量解讀成地緣政治、競爭等等。這樣的一種行為到底如何去描述它？我們需要新的語言去描述我們的行為模式。

加拿大保持社交距離的宣傳畫

　　冷戰結束以來，有兩個最突出的主題，一個叫歷史終結論，一個叫文明沖突論，此起彼伏。但如果放在今天這個沖突條件下來觀察的話，這兩個描述的毛病和弱點就暴露無遺了。就亞洲地區來說，從19世紀開始，東北亞地區持續地發生劇烈的變化，這個變化實際上是從16世紀歐洲進入大航海時代以來持續變化的一個部分。這是16世紀波及的結果。這個地區整個的沖突，包含了兩個主要特征。第一個特征就是從19世紀甚至更早一些時刻，大國競爭、大國在這個地區的角逐，就是一個持續性的現象。早期有英俄的沖突、日俄的沖突，后來有日美的沖突、蘇美的競爭，再后來有中國的崛起，所有這些是持續地發生著變化的。所以在地緣政治的意義上，我們可以把現在的這些地緣政治危機看成是蔓延至今的、未曾徹底完結的大國沖突的持續。我們可以從更長的視野來看這個地區。新的現象在于，隨著19世紀特別是20世紀的變遷，東北亞地區出現了其他非西方地區罕見的工業化條件，在全球所占的經濟、政治的重要性越來越突出了。今天，第二大經濟體、第三大經濟體，都聚集在這個地區。如果把中日韓的GDP加起來的話，它已經占據了全球經濟總量相當大的部分。這是前所未有的一個現象。從地緣政治的角度說，這是大約五百年來發生的重大變化，地緣政治重心的轉移正在發生。這是我們需要討論和思考的第一個問題。與其簡單地說這是一個文明沖突，不如把它放在這個更漫長的歷史進程中來理解。因為所謂文明沖突的“文明”本身就是19世紀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歷史進程中產生的一個概念。我們可以在這個漫長的殖民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歷史中去描寫所謂“文明沖突”。

　　這個地區的第二個特征，是多重遺產的并置。就是說殖民遺產一直蔓延到今天，依舊影響著這個地區。冷戰、后冷戰，這些遺產沒有一個是徹底終結的。殖民的遺產、冷戰的遺產、后冷戰的遺產都在這個地方生成變異。形成新的認同政治的條件依舊存在。這是一個多重矛盾、多重歷史關系并置的區域。在全球范圍內來看，歷史終結論假定的是過去的社會體制之間的矛盾，主要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矛盾沖突的終結。但我們可以看到今天各種各樣新的社會沖突，正在重新以舊的意識形態加以包裝。而且似乎越是以美國為主的這些霸權國家，越強調意識形態性。在這個意義上，所謂意識形態終結的論述似乎也終結了。

　　在前面我說的這些并置的危機當中，一個最鮮明的特征，就是冷戰和后冷戰在亞洲地區的并置。這二者的并置對這個地區的影響最為直接。當代世界秩序形成于社會主義體系的終結和冷戰的終結。我們常常說冷戰的終結，但事實上在東亞地區，冷戰從來沒有終結。所謂冷戰終結實際上不是由雙方的和解促成的，而是以一方的失敗告終的。這導致一個結果，就是勝利的一方完全忽略了掩蓋在自身社會體制當中的危機。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當代世界狀況是雙重的政治制度的危機。第一重是以蘇聯為代表的東歐社會主義體系的瓦解為標志的政治體系的危機。但是隨著冷戰危機的終結，和這個世界體系的終結，我們可以看到的是另一重危機，這就是今天人們所討論的民主的危機，就是冷戰中處在勝利一方的制度自身處在危機之中。經常被描述為“民粹主義”等現象背后的原因就是這第二重危機即民主危機。在這個意義上，舊的語言也難以描述政治危機的性質。以歷史終結論為代表的這一套論述，民主的、非民主的這一套論述，在今天可以說是一個通貨膨脹的語言、過度使用的語言、沒有實質內涵的語言。

汪暉 《去政治化的政治》

　　不同的政治制度在今天所面臨的真實的危機，政治方面，我把它稱為“代表性的斷裂”。什么是代表性的斷裂？就是政治體制的基本形式和它的社會形式發生了脫節。我們看第一重危機的浪潮，蘇東社會主義體制的完結，是它的基本政治價值和它的社會形式之間的脫節。人民不能成為社會的真正主人，這和它的社會主義的合法性之間構成了矛盾。今天，民主的危機同樣是政治形式和社會形式的脫節，因為這個政治民主的形式、票選的形式無法解決在社會層面存在的高度不平等和分化的問題，以及政黨政治無法代表不同社會群體的意見的問題，等等。人們希望超越政黨政治的框架直接去加以表達，由此所產生的混亂局勢，經常被描述為“民粹主義”。但這個民粹主義，根本上正是民主危機的產物，而不是相反。如果只是從表面去描述和譴責這個民粹主義，而不是分析其背后的代表性斷裂狀況，是無法把握和克服這個政治危機的。

“五眼聯盟”

　　“代表性的斷裂”和當代政治的危機之所以產生的原因又是什么？我們需要尋找新的語言和新的可能性的時候，需要繼續分析到底為什么會產生這樣的危機。政治形式和社會形式之間的脫節，產生于多重的原因。首先，“二十世紀”是在一個政治競爭的環境中產生出來的。在二十世紀，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種政治體制是在它們幾乎最好的時候產生競爭關系的。隨著冷戰的終結，社會主義和它的遺產在很多地區被拋棄了，所以資本主義就缺少了一個外部競爭的力量。從而，資本主義體制的內部改革就變得更加困難了。其次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條件下，全球范圍內的產業轉移導致了發達國家的去工業化過程，原來促成大眾性的社會民主政治安排的這些社會階層、社會階級的力量特別是工人階級的力量也大規模地被削弱了。第三個方面是整個的產業重組，隨著金融化和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新的權力擁有者實際上掌控了社會權力的相當大的部分，不再是過去的工業集團寡頭。這些新的權力正在侵蝕今天的社會體制。這些體制的流動性，在全球化條件下的流動性，對任何社會而言能否產生負責任的社會回應也變得非常困難。在所有這些條件下，一方面是過去幾十年全球財富的快速積累，但另外一方面是無論區域之間，還是區域內部的階層之間，社會不公平的大規模爆發。這包括快速的發展主義導致的大規模生態危機，以及伴隨著財富的增長產生的區域和社會不公平，以及社會危機。所有這些危機是和代表性斷裂背后所呈現的基礎性的條件有關的。如果不去思考這些根本性的原因，只是一般性地修補，在今天看來是困難的。這也是“2020+”的真正的意義。今天不可能簡單地調動舊資源來思考新的危機。

　　總之，我們看全球范圍內的生態問題、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之間的矛盾問題、發達國家不愿意承擔責任的問題、發展中國家發展的重負的問題，都是全球內的勞動分工所帶來的問題。但是現在沒有全球性的解決框架，達不成全球性的協議。這是今天碰到的一個重要的矛盾。當我們還是用舊語言、用民主非民主的語言來描述這些新的矛盾、新的危機，實際上會錯過危機爆發真正的癥結點。因為這些舊的語言所提供的方法不能解決我所描述的代表性斷裂，不能回應斷裂背后的社會和經濟條件。舊語言的一再重復，只是會短暫形成某種社會動員，但對解決問題而言其實是無效的。我們確實需要新的思考。新的思考需要綜合歷史上各種各樣的遺產并加以總結。

汪暉 《世紀的誕生》

　　第一個要思考的就是在我們這個地區，在亞洲漫長的歷史當中，不同的文化、宗教、社群，能夠共存的條件是什么？政治的、地緣的、文化的種種條件，在當代能夠有創新嗎？不是要簡單回到過去的方法里面，而是從舊方法中提取有價值的要素，總結后加以發展，能夠對當代世界圍繞民族和民族主義展開沖突的這種結構有所超越。這是我們需要思考的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社會平等和多樣性的關系問題。今天我們面臨的不平等問題表現在區域方面和社會階層方面，也表現在國家之間。我們不是要回到舊的平等概念里面，而是要進一步思考平等和多樣性的關系。在我們這個地區，存在著制度的多樣性、文化的多樣性、社會形態的多樣性。要在這個多樣性條件下，探索可以共存的、和平的條件。因為在今天，和平，是真正的全球性的課題。如何避免爆發大規模的沖突和戰爭，尋求和平的道路，這是需要重新討論的。在這個意義上，二十世紀針對霸權的一些斗爭，盡管形式發生了變化，但是“去霸權”的過程不應該終結，因為霸權的構造就是今天社會沖突的起源。我們必須了解這一點，而不是去維護這個霸權，從而使整個區域關系趨于平衡和平等，使得多極世界的秩序可以成型。這是我要說的第二點。

　　第三點，大規模的社會工程，比如在中國進行的精準扶貧和鄉村振興項目，這些工作在一定意義上，其成敗決定了中國社會能否進入一個更加公平的新的歷史時期。這些不應該局限于一個國家一個地區，而是在世界范圍內，去探索不同的制度形式，去解決貧困，去減少貧富差距，從而減少社會沖突。在政治上，要發展出新的政治形式，使普通的人也能獲得自我表達的可能性，否則就很難避免通常所說的民粹主義的崛起和沖突。

　　最后一點，過去我們常常討論冷戰結束后在亞洲和歐洲都出現的區域整合現象，或者超越民族國家或者以之為基礎的區域整合的努力，可以說取得了部分的成就。但在今天，這個過程，無論是歐洲還是亞洲，都在陷入新的危機。以歐洲來說，英國的退歐就是一個標志；在亞洲，是不是可以稱為“新冷戰”可以再討論，但隨著中日關系的調整、美國的重返亞洲政策的施行等多重因素的出現，這個地區重新陷入了區域矛盾的危機。這個區域矛盾不僅僅是限于區域內部，我們在此可以看到美國、英國、澳大利亞的軍事聯盟，可以看到五眼聯盟，可以看到北約東擴，可以看到所有這些力量構造對區域內的關系重構所發生的重大影響。也正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一方面需要重新探索區域整合的新的路徑，因為曾經存在著相對成功的案例；另一方面，中國倡議的“一帶一路”本身是一個跨越了舊的區域整合概念的區域聯結的新模式。它不是在單一的區域內形成整合，而是跨區域的。在今天的交通等技術條件下，這樣的模式應該成為全球共同參與的模式，一個思考新空間的模式。我們需要對空間有一個不同于舊的地緣關系上的思考，其目的是增進人們的交流，增加互聯互通，形成一個新的、和平的全球秩序。

香港無線電視2021年出品12集紀錄片《無窮之路》，講述內地扶貧故事

　　在辭舊迎新的此刻，我們看不到一個突然的變化的降臨，我們看不到2022年是否會成為一個突變的開端，我們看不到，因為舊的矛盾不是一天形成的。即便疫情會緩解，也不會回到過去所謂的正常狀態。新的矛盾的疊加產生出了新的條件。在今天，和平成為一個重要的課題，是需要全中國、全世界共同關注和探索的課題。

　　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