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小華：前后三十年農村集體經濟考證

　　孫正清源反社會主義的手段十分惡劣，他不僅把社會主義描寫成“控制人民群眾的一切，包括生活，人身自由，甚至是思想的自由。”的極權政治體制，而且他還一貫對前三十年的農業成就說三道四，以竭力抹黑為能事。

　　他為了抹黑前三十年中國的農業成就，不惜用撒謊的方式蒙蔽世人，竟然造謠說：“實際上不管怎么算，到1977為止全國農業人口人均產值0.328元的現實，是改變不了的。”

　　為了揭穿他的鬼把戲，今天就用事實說話，來戳穿他的謊言。

　　先看一個圖片：

　　從圖片上所揭示出來的事實看，孫正清源成心是為黑而黑。

　　特別是孫正清源對人民公社的集體化農業生產所進行的惡意貶損，從來都不依據事實，只是一味的編織意淫，意圖營造出人民公社體制效率低下的印象，從而為貶損前三十年提供炮彈。

　　其實反駁他這一點并不難，只要用事實說話就能輕而易舉揭穿他。

　　比如，孫正清源空口無憑的說：

　　“人民公社大集體根本不可能發揮集體主義對單干的優越性。”，“人民公社不能調動農民積極性從根本上解決農民吃飯問題。”

　　我說他為黑而黑，前三十年黑子可能會不認可，然而實打實的證據卻很打他們的臉。雖然人民公社體制有這樣那樣的缺陷存在，但是效率并不像孫正清源所詆毀的那樣低下，我這里用數據說話：

　　先比較：

　　1、從1950建國第一年，到公社化最后一年的1982年（1984年全面廢除），32年間人口多增加了6.2億（10.1億）。糧食產量多增加了2.2億噸（3.54億噸）。

　　2、從第一輪土地承包全面實施的1983年到32年后的2015年，32年間人口多增加3.5億（13.8億）。糧食產量多增加2.3億噸（6.21億噸）。

　　二者誰的效率更高一些呢？數據不撒謊。問題是，公社化時期糧食生產的大多數時間，都是在沒有優良的種子，種地施的肥料全是農家肥和土雜肥，殺蟲靠的是石灰的情況下度過的，生產條件根本不能和后四十年比。而孫正清源用“不能從根本上解決農民吃飯問題”來抹黑人民公社，事實卻不是如此。

　　前三十年吃不飽飯的問題，其客觀因素占據主導地位，如DeepSeek所言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國家正處于工業化建設的關鍵時期，輕工業的發展是國家經濟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需要調度糧食做為輕工原材料。當時中國交通運輸能力嚴重不足，這使得糧食難以及時、高效地調配到缺糧地區。即便國家有調配計劃，實際執行起來也困難重重。還有就是，當時中國人口基數龐大且增長較快，對糧食的需求持續增加。糧食產量增長率比拼不過人口的增長率，所以要滿足全國人民的基本口糧需求已經十分困難。

　　而孫正清源把問題歸咎在主觀方面，這自然屬于無證之論。因為前三十年的人口增長基數遠高于改革開放之后的三十年，如果前三十年人口增長率與后三十年持平，就不會有吃不飽飯的情況發生。不信請看：假如建國后截止1982年的人口增長率與土地承包開始至2015年持平，1982年的人口數量則是：10.1億-（6.2億-3.5億）=7.4億則1982年的人均糧食占有量為：3.54億噸÷7.4億＝0.48噸＝480公斤＝960斤而吃飽飯時代的2015年，人均糧食占有量是453公斤，比1982年還少27公斤?？梢娂僭O如果前三十年的人口增長率與后三十年持平，人民公社生產的糧食足以讓當時的人民吃得飽飽的。

　　在鐵證面前，孫正清源所謂：“人民公社主要是通過行政的力量，以強制的方式，讓大集體內的所有人服從。這種運動式的把農民組織起來，實行軍事化管理，最終必然會事與愿違，與當初的設想有很大的差距。”的話，其公信力又有幾何呢？

　　孫正清源說：“集體主義所指的集體內部，絕大多數人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利益都是自覺自愿的，這是所有人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的前提。人民公社時期，生產隊大集體，絕大多數根本不可能做到這一點。”

　　然而事實難以否認，模范生產隊（如大寨）通過強有力領導和政治動員實現了高效率，這是有目共睹的。雖然由于當時各生產隊干部管理素質和政治素質參差不齊的原因，此事不具備普遍性。但是任何實踐的成功都是在總結經驗教訓的前提下，才能達到功德圓滿?？偨Y人民公社的歷史教訓，無非當時的生產管理方式尚未克服人類的劣根性——“自私自利”。從大寨經驗看，并非說所有的集體經濟都沒有克服人的自私意識。事實上，克服人類自私意識對集體經濟所造成的負面影響，方法還是有的。只要人民公社在管理層面解決好農民的成本意識、責任意識和歸屬感，做到“責權利”明晰，“勞動成果和獎懲掛鉤”，廢除“法不責眾”機制，最終會有好結果。而當時人民公社大集體處于發展前期，當時這些都沒解決好。

　　無獨有偶，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在初期激發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但也存在一些弊端。如土地細碎化，規模效益低。早期承包期較短（如最初15年不變），農民擔心政策變動，不愿對土地進行長期投資（如改良土壤、修建水利）。 部分農民傾向于過度使用化肥、農藥，導致土地退化。 部分農村出現“一家一戶干得好，公共事業沒人管”的現象。集體化時期修建的水利、道路等公共設施因集體經濟削弱而缺乏維護，影響農業生產等等。 隨著改革的深入，政府通過政策調整和制度完善逐步健全了這一制度。

　　結合上述二者發展共性，再分析一下孫正清源的詭辯邏輯，就可看出，他孫正清源既然可以利用人民公社管理體制漏洞，來徹底否定人民公社。他這個以點帶面的邏輯，當然也可以根據聯產承包初期的漏洞，用來徹底否定聯產承包?？梢?，他的這個詭辯術是多么的經不起推敲。所以說，事物發展的本質就是，任何事物要想形成成熟體系（如科學理論、管理制度、技術范式）都是遵循著「混沌→探索→修正→系統化」的螺旋上升路徑，本質就是實踐與認知的迭代循環。所以動態發展觀才是實踐認識論的精髓。

　　恰如毛主席所說：“我們辦農業、工業的經驗還很不足。一年一年積累經驗，再過十年，客觀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們認識，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就有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就是對必然的認識。”

　　因此，孫正清源用靜態本質主義思維方式來解釋人民公社集體經濟活動，通過否定經驗知識的積累與轉化，來消解消解人民公社集體化實踐創新的必要性與可能性，以此來宣揚定性人民公社的事物屬性是先天給定且永恒不變的。這種編織，本質上就是以固化思維的方式，作為否定唱衰人民公社集體化的手段。

　　事實上，人民公社的初衷本就是發揮集體協作的優勢，而今農村集體化道路在實踐中展現出來的強大生機和活力是不可忽視的。

　　不信嗎？事實勝于雄辯。

　　實際情況是， 根據農業農村部及學者調研，全國以農業（主營種植業、養殖業。）為主要產業、且堅持保留集體統一經營和分配機制的行政村約 500-1000個，占全國行政村總數（約50萬個）的 0.1%-0.2%。

　　區域分布主要集中在糧食主產區（東北、黃淮海平原）或集體經濟歷史悠久的地區（如山西、河北部分農村）

　　目前中國典型集體經濟強村（如江蘇華西村、河南南街村、山東代村等），全國約1000-2000個（占行政村總數0.3%-0.5%）。

　　就是說，雖然人民公社體制已經不復存在，但是農村集體經濟這一形式并沒有隨之消亡，而且在實踐中的表現也是非同凡想，越來越成熟。

　　比如：

　　實行集體經濟的東北黑龍江省甘南縣興十四村，2024年的糧食總產量為3365萬斤，而該村總人口為11600人。

　　通過計算可得，該村通過規?；N植，精準化耕種和節水化灌溉等現代農業技術，實現的人均糧食產量約為：3365萬斤÷11600人≈2899斤／人（約合1450公斤／人）比當年全國農民人均糧食產量500公斤多了將近三倍。

　　這一數據體現了興十四村通過集體土地規?；洜I、在提升糧食生產效率方面取得的顯著成果。

　　其實這并不是個例。

　　比如：

　　華北地區的河北晉州市周家莊鄉是全國最后一個保留人民公社制度的鄉鎮，該鄉統一種植小麥、玉米、果樹。2023年糧食總產約3萬噸，人均生產糧食1.5-2噸，合1500—2000公斤，比全國農民人均糧食產量多出3—4倍。位于華東地區的山東臨沂代村集體經營土地，規?；N植糧食、蔬菜。 2023年糧食總產超1萬噸，人均約2噸?？偠灾?， 農業集體經營村莊的人均糧食產量從 1噸到10噸以上不等，產量差異取決于土地規模、機械化水平和作物類型。

　　例如：

　　興十四村因東北黑土地廣袤，人均產量極高；而華北村莊因地塊分散，產量接近全國平均水平。

　　以上數據足以說明，一直堅持實行農業集體經濟的村莊，在實踐的過程中已經逐步完善了集體經濟的經營管理手段，這一進步，促使農村集體經濟實現了質的飛躍。單從數據上看，自然條件好的集體經濟村莊，人均糧食產量遠高于全國人均水平。即使自然條件差的集體村莊，人均糧食產量也不毫不遜色于全國人均水平。從中可見，成熟了的農村集體經濟其生產力明顯優于一家一戶的單打獨斗。

　　我說這話前三十年黑子們別不服氣，不服氣咱就接著掰扯。

　　當年中國農村實行人民公社時，即使三年自然災害時期的糧食產量也比農業靠一家一戶單打獨斗的印度多，這難道不是活生生的證據？

　　雖然印度耕地足足比中國多了0.4億公頃，但是印度的糧食年產量僅為中國的一半。印度人口總數是13億6千萬人，年人均糧食產量461斤左右，僅及中國1950年的水平。由此可見，在農村實行個體經營，比中國耕地面積多出0.4億公傾的印度，在農業實行“綠色革命”前，年糧食總產量僅僅在0.72億噸左右徘徊。而比印度可耕土地少的中國，在三年自然災害時期的1960年糧食總產是1.4350億噸。當時中國人口6.6207億，人均年擁有糧食432斤 ，每日每人可供應1.18斤，比印度還好一些。

　　根據中國共產黨“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的方法論。若以歷史唯物主義視角重新審視人民公社制度的演進可能性，我們不難發現，集體經濟的管理方式是能夠在成功和挫折的洗禮中脫胎換骨的。若人民公社制度持續至今，其必然經歷進化至“責權利”明晰，“勞動成果和獎懲掛鉤”，廢除“法不責眾”機制的蛻變，實行股權量化、生產合約等制度創新，所走的道路依然是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的實踐路徑。

　　在此基礎上，集體經濟的優勢就能夠盡情的發揮出來，這些優勢在現今市場化環境中如魚得水。其優勢在表現資源整合、抗風險能力、規?；洜I、公共產品供給等。比如，集體統一規劃土地，可以規模經營，降低成本；集體資產作為抵押融資，增強抗風險能力；共享基礎設施，提高效率等。

　　其具體情況如下：

　　1、周家莊通過集體土地所有權整合（全鄉耕地集中經營率達92%），實現農機總動力98kW/百畝（全國平均是63kW），降低單位生產成本27%。

　　2、集體資產規模效應使融資授信額度達常規農戶的15倍，2022年獲得4.8億元低息貸款（利率3.85% vs 市場平均5.6%）。

　　3、統一采購農資使化肥價格低于市場價18%，統銷渠道溢價率高出散戶23%（2021年集體經濟村莊小麥銷售均價2.86元/斤 ，比全國均價2.32元高出0.54元）。

　　4、集體積累資金支撐農業研發投入占比達3.1%（全國農村僅0.7%），率先應用暗管灌溉等技術，實現水肥利用率提升40%。

　　從中可見，集體經濟的優勢是不容忽視的。孫正清源意圖切割人民公社和集體經濟的關系，問題是，改革開放后的農村集體經濟大多和之前的人民公社有著血脈聯系，即使它們的經營方式已與人民公社時期大相徑庭，甚至實行了內部承包，但是你能扯斷紅軍和八路軍的關系嗎？

　　雖然時過境遷，但是進化的法則都是與時俱進，所以即使你孫正清源能強行扯斷祖孫之間的關系，但是它們之間的共同基因你是改變不了的。

　　后記：

　　否定前三十年的人，他們只是選擇性地將前三十年的缺點進行毫無底線地放大，以偏概全，以局部映射整體，完全悖離了實事求是的原則。其想營造出的結果，無非是想把前三十年形容得暗無天日，明顯可見其惡意滿滿。

　　孫正清源長期以來一直以否定社會主義為己任，雖然有黨有決議在先，依然敢明目張膽的反對中國社會主義，他甚至辱罵前三十年社會主義制度為“控制人民群眾的一切，包括生活，人身自由，甚至是思想的自由。”的極權統治，這方面有圖有真相。

　　他為了把他露骨的言論做些掩蓋，便指桑罵槐的說他所罵社會主義是朝鮮式的。眾所周知，無論前后三十年，中國社會主義體制是走自己的道路，根本就和朝鮮的社會主義風馬牛不相及。問題是，建國至今，中國的政治體制一直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你孫正清源把這一制度詆毀成限制人民言論自由，你這是幾個意思？

　　孫正清源經常以反對前三十年，擁護改革開放為幌子，同時對憲法規定公有制為主體說三道四，用鼓吹國企全盤私有化的名義，間接來反對共產黨的領導。他的一言一行有圖有真相，這些絕不是通過空穴來風給他羅織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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