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元仁：用“就業壓力”來解釋知青上山下鄉是站不住腳的

　　青年學生在太行革命老區

　　——上山下鄉走與工農相結合道路的實錄

葛元仁

　　申安喜同志主編的《太行知青》一書，提出了有“需求”就有“就業”的廣義就業觀，挑戰了那種認為只有到“第二產業——工業”，“第三產業——服務業”工作，拿工資才算就業的狹義就業觀。因為按照狹義就業觀點，當年占人口80%以上在“第一產業——農業”勞動的農民都處于“失業”狀態，這顯然是荒謬的。青年學生到農村參加農業勞動，完全是因為社會主義農業發展的需要，也是一種“就業”。用“就業壓力”來解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原因是站不住腳的。

　　書中收集了大量文史資料件和真實的故事，全方位地描述了新中國建立之后，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根據當時國內外的經濟政治形勢號召、動員，由周總理領導的國務院具體組織、安排實施，各級黨和政府落實的在太行革命老區青年學生上山下鄉走與工農相結合道路的歷史過程。用強有力的事實證明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不是“文革”的產物。

　　要說明這段跨越了半個多世紀的歷史，只有按照《共產黨宣言》指出的“每一歷史時代主要的經濟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以及必然由此產生的社會結構，是該時代政治的和精神的歷史所賴以確立的基礎，并且只有從這一基礎出發，這一歷史才能得到說明；”[《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一卷第237頁]為此，書中對于當時公有制占主體地位，計劃經濟條件下的社會結構進行了必要的描述，用以證明青年學生上山下鄉，是堅持和發展社會主義的需要，不是誰的主觀意志決定的，而是歷史的必然。

　　正像任何事物隨著其存在的物質基礎的變化，都有發生、發展、結束的過程一樣，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也是隨著全國人民（包括知青在內）自力更生，艱苦奮斗，使我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得到了大發展后結束的。同樣不是誰的主觀意志決定的，也是歷史的必然。

　　新中國成立后的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是伴隨著農村合作化高潮開始的。當時急需有文化的知識青年到農村去，協助將農民組織起來提高農業生產力，為改變我國工業落后面貌，實現工業化提供資金，只有這樣才能在強敵環視，隨時企圖推翻社會主義新中國的環境中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當我國人民遵循毛主席“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用二十幾年時間走完了資本主義國家上百年才建成的工業體系，掌握了“兩彈一星”使帝國主義不敢侵略中國，工業開始反哺農業，國民經濟快速發展，工業戰線需要更多有知識的青年時結束的。

　　山西省是資源大省，工礦企業眾多，就業壓力不大，太行地區更是資源豐富，“三線”工廠林立。簡單地用就業壓力來講太行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必要性，顯然不具備說服力。

　　從書中的資料可以看到，太行地區各級黨和政府對上山下鄉的知青的關心、愛護、培養，反映了革命老區人民把到農村去的學生青年看作當年“母親叫兒打東洋，妻子送郎上戰場”的子弟兵一樣，是離開家庭為人民利益奮斗的一代，是為保住紅色江山不惜犧牲個人利益的一代，是他們對接續革命事業的上山下鄉青年學生必然的感情流露。這與陜北革命老區人民對知青的態度如出一轍。

　　正是在革命老區人民的呵護下，到太行上山下鄉的青年學生很快與當地農民融為一體，積極參加農村的“三大革命斗爭”。在與農民的同吃、同住、同勞動的過程中，農民用自己的行動對他們進行了中華民族優秀品質的再教育。因為中華民族的優秀品質是在幾千年的農耕社會中，農民與惡劣的自然環境進行了反復搏斗，與歷代統治者進行了頑強抗爭中形成的。農民是中華民族優秀品質的載體。也正是在這個過程中，知識青年了解了中國最底層農村的實際情況，在這片廣闊天地里用自己學到的知識來改變農村的落后面貌。知識青年與農民在艱苦環境中結下了血肉親情的關系和情感彌足珍貴，使得廣大知青在后來的人生道路上自然而然的站在廣大勞動者一邊思考問題。書中大量資料反映出，這種關系歷久彌新一直持續到現在。

　　鑒于中國幾千年來的教育都是提倡“學而優則仕”，脫離生產實踐，輕視勞動，鄙視勞動人民，違背了我國是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家性質，阻礙了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和發展。而馬克思主義的教育觀要求“把教育同物質生產結合起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一卷第273頁]并且明確指出“未來教育對所有已滿一定年齡的兒童來說，就是生產勞動同智育和體育相結合，它不僅是提高社會生產的一種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發展的人的唯一方法。”[《資本論》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一卷第522頁]毛主席堅持這一觀點，提出“我們的教育方針，應該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幾方面都得到發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毛澤東文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七卷第226頁]1958年又一次指出“教育必須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必須同生產勞動相結合。勞動人民要知識化，知識分子要勞動化。”[中共中央文件【中發（67）373號】]尤其是當時的學校只注重理論教育而忽視實踐教育，不懂得“實踐高于（理論的）認識，因為它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還有直接現實性的品格。”[列寧《哲學筆記》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30頁]使得學生的知識存在片面性。為了讓學生青年能夠獲得完整的知識，成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也“只有在勞動中同工農打成一片，才能成為真正的共產主義者”[《列寧選集》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四卷第378頁]

　　所以安排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走與工農相結合道路的指導思想無疑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

　　對這段歷史，顯然不能用個人的利害得失感受——這種唯心主義的方式來評價，也不能夠用一些人在社會現象方面，胡亂抽出一些個別事實和玩弄實例來證明自己的觀點——這是一種更普遍更站不住腳的方法。“羅列一般例子是毫不費勁的,但這是沒有任何意義的或者完全起相反的作用，因為在具體的歷史情況下，一切事情都有它個別的情況。如果從事實的全部總和、從事實的聯系去掌握事實，那末，事實不僅是‘勝于雄辯的東西’，而且是証據確鑿的東西。如果不是從全部總和、不是從聯系中去掌握事實，而是片斷的和隨便挑出來的，那末事實就只能是一種兒戲，或者甚至連兒戲也不如。”[列寧《統計學和社會學》人民出版社《列寧全集》第三十二卷第279頁]因此必須用一種客觀的標準進行評價?？v觀人類歷史的發展，是基于生產力的發展和文明程度的提高。凡是有利于生產力的提高，促進文明進步的舉動都應該肯定。凡是阻礙生產力發展，使得文明倒退的行為必須反對。

　　和全國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一樣，到太行農村去的知識青年，搞科學種田，推廣農業先進技術，不少知青擔任大小隊干部，組織農民平田整地，興修水利，提高了農村的生產力。一部分知青擔任民辦教師，赤腳醫生，普及了農村教育，改善了農村醫療水平，整體上促進了農村文明的提高。

　　從全國看，知青修的電站現在還在發電，知青修的水庫現在還在蓄水，知青修的干渠現在還在灌溉，知青修的道路現在還在通車，知青開墾的荒地現在成了糧倉，知青種植的橡膠樹現在還在出膠，知青搶救的病人現在還在健康地生活，知青接生的孩子現在已經長大成人，知青教過的學生現在已經走上生產、科研的一線，有的還走上了領導崗位，知青英烈現在還在受到人民的祭奠，知青的事跡現在還在當地人民中傳頌……

　　不論是“文革”前還是“文革”中，毛主席、周總理、鄧小平等一批中央領導都一直關心、支持、鼓勵上山下鄉。“文革”結束后的1978年10月9日，時任副總理的李先念在其主持的國務院會議上說：“對過去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做個估計，把成績肯定下來。是毛主席號召知識青年下鄉的嘛！不把成績肯定下來就亂了套。下去1700多萬，還有800多萬在農村，事實上是起了很大作用的。”1979年，胡耀邦在共青團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講話中說：“知青上山下鄉對祖國做了很大的貢獻，我們國家現在還很困難，還要堅持干下去，這方面的話說得太少……我覺得，至少鼓勵絕大多數青年繼續干下去，好好干，這個話講得不夠。”[顧洪章：《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始末》，人民日報出版社2009年版，第149頁。]

　　農村與城市的巨大反差，艱苦的勞動和生活，猶如大風大浪沖擊著上山下鄉的知青，使他們真正了解了中國社會的現狀，轉變了世界觀，認識到自己肩負的改造社會的歷史責任。對個人來說，確實犧牲了不少。但縱觀人類歷史，在發展過程中，每前進一步，哪怕是小小的一步，都伴隨著犧牲，這是不爭的事實。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融入國家發展、民族富強之中，走上了一條為祖國的發展、為大多數人謀幸福的正道。因此，知青中的絕大多數人沒有被艱苦生活的重負所壓倒，因為這是為人民做出的犧牲。他們沒有用青春時光來刻意謀取個人的名利和安逸的生活，所以現在他們所感到的不是一點點自私而有限的歡樂，他們的幸福將屬于千百萬人。他們為社會所做的事情雖然平凡而且并不顯赫一時，但將永遠存在。多少年后，凡是高尚的人面對他們的骨灰，都將肅然起敬。人類如果只有功利而沒有理想，世界就會毀滅。

　　知識青年的人生價值只有在與工農相結合中才能體現，革命事業接班人只有在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中才能培養！這已經被歷史所證明。

　　【文/葛元仁，昆侖策特約評論員、“兩彈一星”元勛葛叔平之子，紅歌會網專欄學者。本文原載“紅色文化網”?！?/str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