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瑾：中國赤腳醫生運動掠影

　　李相老爺子面色紅潤，絲毫看不出今年已84歲。和年輕時相比，只是腋下少了一個棕色的皮箱—這個箱子曾經是全村人的希望。當年，背著箱子的李相意氣風發，干罷了工作，點上一袋旱煙，吧嗒兩口，就“嘭嘭”拍著箱子說：“咱這是毛主席送來的箱子，咱這是裝命的箱子。”李相沒有吹牛，正是這個箱子，讓他成了十里八村的名人，也讓他一家子和村里老少爺們兒改變了命運。有時李相會說，能背上這個箱子，是因為“聽說毛主席發了大火”。

　　是的，1965年6月26日，毛澤東談到醫療衛生問題時發了火。他說：“告訴衛生部，衛生部的工作只給全國人口的15%工作，而且這15%中主要還是老爺。廣大農民得不到醫療，一無醫院，二無藥。衛生部不是人民的衛生部，改成城市衛生部，或老爺衛生部，或城市老爺衛生部好了。醫學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著讀那么多書。華佗讀的是幾年制?明朝李時珍讀的是幾年制?醫學教育用不著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畢業生學三年就夠了。主要在實踐中學習提高。這樣的醫生放到農村去，就算本事不大，總比騙人的巫醫要好，而且農村也養得起?，F在醫院那套檢查治療方法根本不符合農村培養醫生的方法，也是為了城市，可是中國有五億多人是農民。”

　　毛澤東為什么批評衛生部是“老爺”衛生部、“城市老爺”衛生部呢?原來，問題出在“城市”二字上。按照毛澤東的認識，盡管當時已經以人民公社為中心建成了三級農村基層衛生組織網，在改善農村衛生環境、保障農村群眾健康中發揮了積極作用，但與新中國成立初期確立的“面向工農兵”的衛生工作方針不符。1965年8月11日衛生部報送的《關于把衛生工作重點放到農村的報告》帶有檢討意味地說，1964年在衛生技術人員分布上，高級衛生技術人員69%在城市，31%在農村(縣及縣以下，下同)，其中縣以下占10%。中級衛生技術人員城市占57%，農村占43%，其中縣以下占27%。全年衛生事業費9.3億元，其中用于公費醫療2.8億元，占30%;用于農村2.5億元，占27%，其中用于縣以下占16%。而且，830萬享受公費醫療人員的經費，比用于5億農民的還多。醫療衛生“脫離群眾”而以城市為導向，顯然與毛澤東“組織起來”這一“不斷革命”指導思想相悖，是十分明顯的路線問題，這就不難理解電影《春苗》中主人公春苗打敗了代表城里人利益的杜院長、錢醫生時，意氣風發地宣稱：“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奪回來了。”

　　正是在毛澤東的過問和催促下，1965年8月11日，衛生部提出今后大力加強農村醫療衛生工作，要保持三分之一的城市醫藥衛生技術人員和行政人員到農村。

　　誰是第一個赤腳醫生

　　25歲的李相背上了日后被視為赤腳醫生標志的箱子。此時，他和全國農村的同行一樣都還叫衛生員——按王桂珍的說法：“當時還不叫赤腳醫生，叫保健員。”[1]李相說，這個代表自己身份的箱子，至今完好地保存在他手里。箱子正面是一個醒目的白底紅十字標志，出診時，里面裝有土霉素、安乃近、阿司匹林等應急藥品，紅汞、碘伏、紫藥水、繃帶、紗布、藥棉等治療外傷物品，以及水銀溫度計和針頭、針管。雖然李相背上這個箱子是在“六·二六”指示后，但他被稱作赤腳醫生還要“等待”一篇文章的出現。

　　按照毛澤東的設想，抓住“土人才”的培養問題，就等于抓住了農村醫療衛生工作的“牛鼻子”。1965年1月，他批轉了衛生部《關于組織巡回醫療隊下農村問題的報告》，由此起，城市及其醫療機構的專家分批分期到鄉下搞巡回診治，培養了一批衛生人員。僅僅順帶培養還不夠，同月，毛澤東批評衛生部：“為什么把醫學教育年限搞得那么長!”[2]不久，他以“只爭朝夕”的心態指出：“醫學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著讀那么多書。醫學教育用不著收什么高中、初中生。高小畢業生學三年就夠了。主要在實踐中學習提高。”[3]毛澤東要求，辦學途徑要多樣化，可辦二年、三年制的，也可以辦半農半醫短期訓練班等，加速培養農村醫生。

　　1965年夏季，全國各地開始風風火火地貫徹落實“六·二六”指示，培養“農村也養得起”、能扎得住根的醫生。位于沂蒙山區的辛集公社在駐地衛生院舉辦醫學速成培訓班，致力于培養半農半醫的農村衛生員。李相作為李村唯一人選，帶著大隊支部的介紹信前往報到。在4個月專門培訓時間里，李相和幾十名學員一起學習了物理、化學、生理等相關知識和病理、藥理、衛生等專業知識，還包括一些簡單的器械操作和外科手術。李相承認確實有囫圇吞棗的意思：“但老師說了，要學中干，干中學，在實踐中提高為群眾服務的本領。”

　　李相還不知道，與此同時，一千公里外的上海市金山縣也在舉辦類似的培訓班。而1965年7月5日《解放日報》發表文章《金山縣農民歡迎“赤腳醫生”，全縣培養了一百三十四名不脫產衛生員》，早已正式提出“赤腳醫生”這個名稱。不久(有人說同年夏天，有人說同年12月)，上海市川沙縣江鎮公社組織28名衛生員統一學習，學員之一、1944年出生的王桂珍——這位不久將成為赤腳醫生代名詞的女青年日后回憶說：“我連中學的門都沒進過，比方那些化學元素符號，還有什么‘大于’‘小于’……老實講，一下子真搞不懂。那時候我自己挺能吃苦，學得挺認真。老師讓晚上9點熄燈，我拿個小的手電筒在被子里看到12點。”[4]

　　王桂珍能和“赤腳醫生”四個字聯系起來，和當地獨特的地理環境有關。時任江鎮公社衛生院醫生、負責培訓江鎮公社第一批“赤腳醫生”的黃鈺祥說：“在農民中間自行叫起來的。因為我們南方的農村都是水田，種水稻的，赤腳下水田，穿著鞋是不行的了。所以赤腳就是參加勞動的意思。這個名字是這樣來的。”[5]黃鈺祥的說法得到了證實，據相關記載：王桂珍所在的大溝大隊，是以種水田為主的。當地農民種水田，無論插秧，還是除草、施肥，都要赤腳下田勞作。王桂珍是不脫產的鄉村醫生，有了病人，她背上藥箱就去看病，看完病回來，就下水田與社員們一起勞動。她下水田勞動，自然是打赤腳。經常出現的情況是：她在水田里勞動時，就被叫去給病人治病，來不及洗去腳上的泥，赤著腳就去給病人看病。當地農民有一個通常觀念：“赤腳”和“勞動”是一個意思，他們見王桂珍是既參加勞動又要為農民看病的醫生，就自發而又自然地送給王桂珍一個稱呼：“赤腳醫生”。實際上，赤腳醫生就是既要勞動也要行醫的意思。“赤腳醫生”是在農民中自行叫起來的，是老百姓送給王桂珍的“口碑”，是對她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精神的贊賞[6]。

　　這意味著，“赤腳醫生”這個帶有泥土的芬芳而又形象生動的稱呼是群眾創造的偉大詞匯，經過口口相傳，引起了媒體的注意，最后進入了文件。起初，“赤腳醫生”還一度被當作貶義詞：農民們送給王桂珍的這個名稱，還只是局限在大溝大隊范圍內。上級下去了解王桂珍事跡的干部們對此不太理解，有的人甚至認為這種稱呼是對王桂珍的諷刺、挖苦，是對鄉村醫生的侮辱之詞，至少算是不雅之詞。市里有一個干部到大溝大隊聽說農民叫王桂珍“赤腳醫生”時，很生氣地對大隊干部說：“怎么能這樣稱呼一個學雷鋒的模范人物呢?今后不許這樣叫!”但是，農民們可不聽這一套，照樣叫王桂珍“赤腳醫生”[7]。

　　1967年12月，川沙縣文教衛生組稱呼這些半農半醫的衛生員為“赤腳醫生”，正式代表官方對這一稱呼的認可。上海黨政部門認為，以王桂珍為代表的赤腳醫生的事跡是群眾路線的突出代表，又符合毛澤東的指示精神，是一篇值得大書特書的好文章，故派出記者深入調查研究。記者以王桂珍的事跡為藍本，撰寫了《從“赤腳醫生”的成長看醫學教育革命的方向》，正式把赤腳醫生界定為“不拿工資，幫助種地，亦工亦農，赤腳行醫”的農村衛生員。當年夏天，《文匯報》以顯要位置發表了這篇調查報告，該文立即引起了中央宣傳部門的重視，1968年9月出版的第3期《紅旗》雜志和9月14日出版的《人民日報》全文轉載了這篇調查報告。由此，“赤腳醫生”和王桂珍自江鎮公社響徹華夏大地。

　　一般會將王桂珍稱作第一位赤腳醫生或赤腳醫生第一人，但也有不同看法，認為農村合作醫療創始人覃祥官，比王桂珍從醫早3年，才是中國最早的赤腳醫生，是真正的赤腳醫生第一人[8]。覃祥官，1933年出生于湖北長陽縣，31歲時被送到縣中醫進修班，學成歸來擔任樂園公社衛生所醫生。他深入生產隊調查摸底，撰寫了《關于樂園公社杜家村大隊試行農民合作看病的草案》。不久，辭掉公職，于1966年8月10日建立了我國第一個農村合作醫療試點—“樂園公社杜家村大隊衛生室”。相關調研報告《深受貧下中農歡迎的合作醫療制度》呈送毛澤東后，引起高度稱贊。12月5日，《人民日報》以“要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頭版頭條轉發了調查報告，并加了編者按，稱合作醫療是一件新事物，稱覃祥官是白求恩式的好醫生—此后，全國95%以上的農村都陸續推行了合作醫療。

　　對誰早誰晚問題，李相有自己的看法。他說，赤腳醫生是田間地頭為人民服務、給百姓行醫千百萬“土醫生”的代名詞，王桂珍、覃祥官等人確實是我們的楷模、榜樣，名氣最大，影響最廣，但他們僅僅是第一批赤腳醫生中涌現出來的代表，并非最早的，將其中某位定位于“第一人”尤其“第一位”屬于號不準脈、扎不對針，對其他千百萬默默奉獻的赤腳醫生也難說公平。

　　革命醫生、“公案”抑或“真假”美猴王

　　和李相交流時，他自詡是“革命醫生”，按照標準說法是這樣的醫生需保有政治純潔性和斗爭敏銳性，這一點似乎非常重要。赤腳醫生的來源主要有三個部分：一、醫學世家;二、醫護專業短期培訓學員;三、有一定醫護能力的自學成才者。但除非根正苗紅，鮮有聽說“五類分子”能夠擔任赤腳醫生的。和王桂珍一樣，當初選李相參加醫療衛生培訓且將其由衛生員轉崗赤腳醫生，就在于出身貧下中農又有點文化。在他之后不久，李村又培養了3名赤腳醫生，選拔標準首先也是強調政治根基和立場。值得一提的是，赤腳醫生并非完全沒有出路或者一輩子面朝黃土背朝天，其中一位文化底子更扎實的年輕醫生，先進入公社衛生院，經過層層選拔后調入地區人民醫院，全家吃上了“國庫糧”。李相當時并不羨慕，他堅決認為和群眾在一起才是赤腳醫生的職責使命—李相能夠參加培訓還因為一個優勢，即因祖傳而略懂中醫，這在以后成就了他全科醫生的美名。李相曾反問說，你以為赤腳是光腳的意思?赤衛隊!赤就是紅，一顆紅心向黨，赤腳醫生就是紅色醫生、革命醫生。一項田野調查印證了他的說法：一般認為“赤腳醫生”這個稱謂得自這些衛生員平時在稻田里赤腳勞作，在有需要的時候，為村民提供簡單服務的工作性質。然而，一名方姓的老赤腳醫生對這一稱謂的起源和含義有不同的解釋。他強調“赤腳”中“赤”不是“赤腳”的意思，而是“紅色”。因此，“赤腳醫生”實際上是“紅腳醫生”的意思。由于紅色象征著毛澤東思想，所以“赤腳醫生”一詞具有強烈的革命色彩和豐富的意識形態內涵。后來，一些赤腳醫生培訓課程也被稱為“紅醫班”[9]。

　　值得留意的是，李相所謂的革命性表現在和疾病斗爭而非和所謂的壞人斗爭上面。按李相的說法，李村當時包括今天也有巫醫，他們能治療一些專業醫生看不了的疾病特別是心理疾病，和赤腳醫生的工作并行不悖，村里也不會把他們當敵對分子。上級醫院及相關領導則是赤腳醫生的堅強后盾，負責提供技術、業務指導和資源支持，“不可能斗得你死我活”。事實上，毛澤東雖然指責衛生部是“城市老爺”部，根本目的是督促送醫下鄉，何況他1968年8月2日接見錢信忠和張凱時還提出：“神醫有三個好處：神藥它保險，不會害人，沒有毒;第二個好處是省錢，幾個銅板就可以了;第三是給病人精神安慰，病也就好了。”[10]這表明，巫醫和代表城里人的醫療權威在一些地方，至少在李村是斗爭更是團結的對象。

　　一般人對李相接診病人的動作習以為常：問問情狀，把把脈搏，看看舌苔，量量體溫或聽聽心率，在白色處方箋上龍飛鳳舞地寫下只有自己認識的“天書”，撕下來，夾在固定板上留存，然后打針或者抓藥。誰也不會留意李相看病采取的是中醫的“望聞問切”，而治療采取的是西醫手段—這一系列動作一直堅持了40年，直到他退休。李相曾解釋說，中醫能診斷，西醫能治理，中醫把準了，西醫才好治，兩者結合起來才能萬無一失。但事情似乎沒有這么簡單，一個堅持采取西醫療法的赤腳醫生曾說，李相鬼點子多，當年國家提倡中西醫結合，他害怕被翻不緊跟的舊賬，當作落后分子斗爭，就一人兼中西養成了習慣。還有人說李相故弄玄虛，讓人搞不清楚怎么治好的，充當神醫。對于這種評價，李相笑著說：“只要有本事治好病，管我是真假美猴王。”

　　李相“真假”美猴王之論無疑是句戲言，事實上，他一人身兼中西醫，體現了當時兩種醫療方式的斗爭和融合—這也是赤腳醫革命性的一個重要表現。新中國成立以后，根據人口多、資源少的國情，中央確立了“面向工農兵、預防為主、團結中西醫、衛生工作與群眾運動相結合”四大原則，目的是通過堅持走群眾路線，“再造國民”(赤腳醫生形象和政治運動對“社會主義新人”的訓練要求一致)，凸顯人民當家作主的根本政治理念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對于中西醫，毛澤東既不偏頗一端，也不搞彼此對立，在1949年他就提出：“必須很好地團結中醫，提高中醫，搞好中醫工作，才能負擔起幾億人口的艱巨的衛生工作任務。”[11]

　　為糾正輕視中醫或不贊成應用近代科學研究中醫的傾向，《人民日報》多次發表社論，鼓勵中西醫團結合作。在行政力量推動下，1959年底全國建立中醫醫院約150所，中醫門診450多個，聯合中醫醫院80多個，聯合診所5萬多個，各人民公社醫院和許多城市醫院都增設了中醫科。有28萬中醫參加了這些機構的工作，改變了中醫不能進醫院的歷史。

　　對中醫的堅守和“愛護”，在王桂珍身上表現得淋漓盡致。一篇紀實文章說：為了減輕農民的醫藥費負擔，她在村邊一塊地上種了100多種中草藥。村里支持她，專門建了土藥房，供她和姐妹們制作中草藥。平時，她總是利用自己所學的醫學知識，想出各種土洋結合的辦法，讓身邊的老百姓少花錢也能治病[12]。而這個習慣，她堅持了一輩子。

　　顯然，就王桂珍而言，她和春雨的形象并不完全一致，心理上顯然仍對傳統中醫抱有不能忘卻的好感，并在實際工作中整合了草醫、游醫、半農半醫資源。但在李相這里，情況就不相同了。他說：“當時搞巡回醫療的醫生全是大醫院的西醫，培訓時的老師也是搞西醫的，學習內容基本以西醫為主，我家傳中醫，但基本用不上，我感覺赤腳醫生就是西醫化的土醫生。”盡管人手一冊的《赤腳醫生手冊》主題思想是中西醫結合，表現出來的則是速成的西醫為主、中醫為輔的“新醫學”，目的在于培養內、外、婦、兒皆通的農村全科醫生。一項研究顯示，赤腳醫生培養模式不僅徹底摒棄了傳統的醫學傳承模式，還大大擴展了醫學知識來源的地理范圍。即與已有的聯合診所中醫和傳統民間醫療者群體相比，赤腳醫生群體走出當地社區去汲取醫學知識，而這些知識主要與西醫相關。在這個過程中，赤腳醫生群體在將現代醫學引入鄉村和延續傳統醫療實踐方面發揮了雙重作用。由于赤腳醫生的文化水平、培訓時間以及能夠得到的適合自學的材料都很有限，所以他們能夠掌握的醫療知識和技能主要是西醫。與此同時，這一過程受到了西藥大量使用的影響，這也促使赤腳醫生逐漸形成一種全面西醫化的醫學知識結構[13]。李相說，李村的診療室由其負責，由于縣人民醫院向公社衛生院授權負責藥品批發，醫療室可以批發價購買藥品和醫療器械，其中主要是西式藥材和器械。“我這個美猴王不是真假問題，是效果好壞快慢問題。”比李相略小幾歲的我的父母親一直在村里看病，他們都表示“沒有見過中藥，倒是在田間地頭認識了不少”，這進一步證實了赤腳醫生促進了西醫在農村的流行。

　　“這個稱呼好聽，暖乎乎的，光榮”

　　李相的箱子進過村里家家戶戶，進過公社每間學屋(即教室)—兼任公社防疫員，定期負責給適齡學生打疫苗，這決定了他是群眾眼里的自己人。直到2017年李相作為特殊人才延遲10年后退休，他還被稱作赤腳醫生，包括現在，介紹李相時往往會說這是李村第一個赤腳醫生。“這個稱呼好聽，暖乎乎的，光榮。”李相說。事實上，真正感到暖乎乎的是普通群眾。在他們看來，赤腳醫生代表了這樣一種情景：“醫患心連心，隨時家里瞧。”自擔任赤腳醫生以來，李相堅持空閑時間和忙完面診工作后隨叫隨到，是百姓口碑相傳的“家庭醫生”。盡管現在他的三兒子繼承父業在村里擔任鄉村醫生，但僅限于坐堂問診，和乃父作風別若云泥。

　　群眾認同李相，是因為他不僅是赤腳醫生，更是農民，和大家一樣是泥腿子，種地干活。王桂珍的日常生活就是赤腳醫生工作情形的真實寫照：她說雖然當了醫生，但身份還是農民，除了在村里行醫，每天還要參加農業勞動，要下地插秧，挑河泥，一年下來約有兩千工分，一個工分七分錢，全年一百四十元，和普通農民基本一樣，只是多背了一個醫藥箱在田埂上[14]。

　　即便1975年王桂珍擔任衛生部黨組成員，一人兼三個職務，仍然堅持“三三制”，即一年之中有4個月在部里，4個月在縣衛生局，4個月回村看病，號稱副部級干部，拿的是農民工分。

　　經過《紅旗》和《人民日報》等中央媒體宣傳，赤腳醫生一下子在全國成為“熱詞”，人民日報出版社還將《從“赤腳醫生”的成長看醫學教育革命的方向》印制成單行本向全國發行，由此掀起了比學趕超赤腳醫生的熱潮。據統計，1968年—1979年，到江鎮公社參觀考察合作醫療制度的有全國29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有關人士75800人次。不僅如此，江鎮公社赤腳醫生工作經驗引起了發展中國家的注意，1968年—1979年，東南亞、非洲、歐洲、美洲等23個國家的代表團、知名人士283人次前往考察合作醫療經驗和赤腳醫生情況。國內各地參觀學習的目的，就是以江鎮公社為樣板，大力培養自己的赤腳醫生。比如，江蘇省啟東縣衛生系統在江鎮公社調查報告發表后，立即展開熱烈的學習討論，及時組織縣、區、公社醫療衛生單位負責人前往川沙江鎮學習經驗。1968年12月8日，啟東縣革委會發出《關于大力培養“赤腳醫生”的意見》。1969年4月25日，萍鄉市革命委員會下達了關于貫徹江西省革命委員會、江西省軍區《關于大力培訓赤腳醫生的決定》，計劃要求培訓“赤腳醫生”5850人，工人醫生150人，合計6000人，達到每個大隊有7名亦農亦醫的“赤腳醫生”(其中女醫生占50%)。

　　推廣赤腳醫生工作經驗，一個有效的辦法是動筆頭、理經驗。1970年6月，江鎮公社衛生院組織編寫的《“赤腳醫生”培訓教材》由人民衛生出版社出版發行，內容包括常見疾病和復雜病癥的診斷與治療方法，并介紹針灸、草藥和常用西藥等基本常識。作者之一黃鈺祥回憶說：“一下子印出50萬冊，拿到市場上去一搶而空了。沒有多久50萬冊賣完了，后來又數次加印，最后一共印了118萬冊。”[15]此前一年，由上海中醫學院和浙江中醫學院組織編寫、上?？茖W技術出版社出版的《赤腳醫生手冊》更是被翻譯成50多國語言出版，發行量僅次于《毛澤東選集》，成為暢銷世界的“超級書”。

　　1957年9月，衛生部召開高等醫學院黨員院長座談會，曾將我國高等醫學教育的學制確定為醫學專業五年，少數六年;中國首都醫科大學八年制，醫學?？圃盒Ｈ曛?。為回應毛澤東對醫學教育學制長的批評，醫學高等學校開始推行改革，于1970年試點招生，1971年正式招收二年制(藥學)和三年制(醫學)的工農兵學員，將培養“社來社去”的“赤腳醫生”作為核心任務。據統計，20世紀70年代，全國農村不脫產的醫療衛生人員數量達到頂峰，最多時全國共有“赤腳醫生”180萬，衛生員350萬，接生員70多萬。1976年6月15日—23日，衛生部在江鎮公社召開全國“赤腳醫生”工作會議，王桂珍等應邀出席并發言，赤腳醫生的影響力在國內達到頂峰。

　　李相說：“王桂珍作為赤腳醫生的代表，給我們爭了光，露了臉。”這一評價是中肯的。1969年10月1日，王桂珍應邀參加了國慶節觀禮，她曾幸福地說，自己離毛主席只有一張方桌的距離，還見到了鄧穎超大姐，她還問了自己好多關于農村和赤腳醫生的事情。1974年5月，王桂珍在第二十七屆世界衛生大會上作了兩次發言，“外國人特別是第三世界的代表們紛紛過來跟我握手，都說中國‘赤腳醫生’好，要學習中國，走‘赤腳醫生’的道路。”[16]1975年，經周恩來批示，王桂珍成為衛生部負責農村防病治病工作的黨組成員。同年9月，以其為原型電影《春苗》上映后在全國引起轟動。另一位著名的赤腳醫生覃祥官，不但4次受到毛澤東親切接見，還以副團長身份出席世界衛生組織西太平洋區委員會第27屆會議，并于1976年被破格任命為省衛生廳副廳長、廳黨委委員，成為聞名遐邇的農民廳長、農村合作醫療之父。

　　一個公認的說法是，赤腳醫生把我國人口平均壽命從48歲抬高到了67歲，把農村新生兒的死亡率、幼兒的夭折率從20%—30%降低到3.7%左右，把農村瘧疾、流腦疾病降低到最低水平并消滅了血吸蟲和天花等傳染病。有學者總結說：“‘赤腳醫生’制度是我國1960年—1980年代農村醫療衛生體制的重要內容之一。它的出現和發展，改變了農村缺醫少藥的醫療衛生狀況，使我國的衛生防疫體系第一次深入到農村最基層，保護了廣大農民的身體健康，進而保證了農業勞動力的穩定。……在那個生產力不發達、科技水平不高的年代，‘赤腳醫生’是一種最經濟、最實用的解決農村缺醫少藥問題的途徑。”[17]

　　尾聲

　　李相對赤腳醫生的歷史如數家珍。他掰著手指頭說，1979年衛生部等部委發布《農村合作醫療章程(試行草案)》，加強對赤腳醫生的管理和培訓，并在當年對赤腳醫生進行考核，頒發“赤腳醫生證”;1980年衛生部提出赤腳醫生要達到相當于中專學歷水平要求;1981年國務院首次提出以“鄉村醫生”代替“赤腳醫生”;1985年初全國衛生廳局長會議正式提出停止使用“赤腳醫生”，《人民日報》刊登《不再使用“赤腳醫生”名稱，鞏固發展鄉村醫生隊伍》。當年，衛生部還規定，農村衛生人員一律進行考試，合格的授予“鄉村醫生證書”，等同中級職稱。不合格的或未考試的稱“衛生員”，等同初級職稱。當時125萬名赤腳醫生通過率僅一半，次年129萬名衛生員參加考試僅有64萬人獲得鄉村醫生證書——赤腳醫生史正式終結。

　　父親對1985年記憶猶新，因為當時國務院鼓勵多種形式行醫，實行看病收費制度，醫療衛生工作正式步入市場經濟軌道—老百姓看病得自己掏腰包了。但他不知道的是，此時，已經通過政治審查的王桂珍正在川沙縣江鎮服裝廠做一名廠醫，隨后于1992年自籌資金在家里辦起了振興印刷廠;此時，已經被免去副廳長職務的覃祥官賦閑在家，隨后于1993年以副縣級待遇辦理了退休手續。而此時，和王桂珍、覃祥官差不多同齡的李相還是個農民，生活依舊風平浪靜，父親和村里人經?？匆娝持厣?、有白底紅十字標志的箱子，走街串巷。

　　注釋：

　　[1][16]呂兆豐、線福華、王曉燕主編《碧流瓊沙——赤腳醫生時期口述史》，北京燕山出版社2010年版，第133頁，第138頁。

　　[21]《緬懷毛澤東》編輯組：《緬懷毛澤東(下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356頁。

　　[3]鄧鐵濤主編《中國防疫史》，廣西科學技術出版社2006年版，第582頁。

　　[4][6][7][12]霞飛：《赤腳醫生第一人王桂珍》，載《黨史博覽》2012年第5期。

　　[5][15][17]劉宇豪：《從上海走向世界：關于1960—1970年代“赤腳醫生”經驗推廣的歷史考察》，載《上海黨史與黨建》2020年5月號。

　　[8]胡振棟：《中國第一位赤腳醫生覃祥官》，載《世紀行》2008年第10期。

　　[9][13]方小平：《赤腳醫生與中國鄉村的現代醫學》，董國強等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4年版，第46頁，第89頁。

　　[10]胡宜：《送醫下鄉：現代中國的疾病政治》，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141頁。

　　[11]黃永昌主編《中國衛生國情》，上海醫科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161頁。

　　[14]楊永濤：《我所認識的赤腳醫生王桂珍》，載《世紀》2024年第1期。